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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山:未来的大师,将出自从小读经的民间私塾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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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山:未来的大师,将出自从小读经的民间私塾学堂

时间:2016-06-04 20:28 | 来源:360个人图书馆| 作者: 鲍鹏山

 
        我们都知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我们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几乎各行各业都有,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早年都受到了传统文化教育。有了文化的底子,然后才专业,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鲍鹏山先生
 
《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我,问我现在中国有国学大师吗?
 
我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很杰出的学者,但是,自从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我们就没有了大师。
 
又问:我们何时可以盼到大师出现?
 
我说: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不可能再培养出大师了。
 
为什么我这样说?
 
很简单,我们今天的教育,不再是“大学”,大师,是 “大学”培养出来的。
 
什么是“大学”?
 
《大学》中这样解释“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我们今天的教育里面,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有没有这样的“明明德”、“亲民”(一种通行的理解即是“新民”)的内容,以及“止于至善”的追求?有没有“止、定、静、安、虑、得”的训练?如果没有,我们如何“近道”?

古代线装书
 
大师之所以是大师,之所以超越同侪,就是他超越了“技”而近乎“道”。专家不是大师,专家中的顶尖专家仍然不是大师,大师与专家的区别不是量,而是质,这个质,就是“道”。
 
读过《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吗?那里面提到的族庖,就是普通人,良庖就是专家,而庖丁,就是解牛界的大师。当文惠君惊叹于他的“技”的时候,他正色告诉文惠君:“臣之所好者道也,道也,进乎技矣。”
 
既然已经到了“道”的层面,就不再只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他的境界一定具有超越性。所以,当庖丁和文惠君说了一番解牛之道后,文惠君的感叹是:
 
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解牛之道竟然相通养生之道。什么叫大师?大师就是通达之人:他有专业,但是,他已经超越了专业,他通识人间万象。他不仅能在自己的专业里判断事实,他更在广阔的人生中判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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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今天的教育,说得可怜一点,从教育主管部门到校长、教师、到家长,都在奉行一种我称之为“打工仔教育”的理念。我们大学里的“专业”,已经不是根据人类的不同知识领域和世界的不同界面来划分,而是根据社会的就业领域和相应的技能界面来划分。我们的人文教育已经全面萎缩,大学中文系、哲学系严重减员,一流的考生都去了理工科。可是我们的科学教育,已经不是教育学生去解决问题,去探究真理,而是去适应这个技术化了的世界,以便将来能在这个大的技术体系里分一杯羹。
 
在这个技术至上、工具论甚嚣尘上的教育理念里,你如何有希望看到大师的出现?
 
我们看看《学记》上对一个人的教育的具体规划:
 
比年入学(每年新生入学),中年考校(每一年考核一次)。一年视(考查)离经辨志(断句与文句理解),三年视敬业乐群(严肃对待学业及与同学友好相处),五年视博习亲师(知识的广博和敬爱师长),七年视论学取友(学问的见解和选择朋友),谓之小成。
 
九年知类通达(分类与类推,掌握规律法则,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强立而不反(树立坚定的道德信仰,不再反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看到“知类通达”这样的字眼,我们有没有感慨?我们的专业越分越细,学生和学者的学术视野越来越狭窄,我们如何通达?没有通达的视野,我们又如何确定自己专业的定位,做到真正的“知类”?
 
“大学”,本来就是让我们“学大”——学大的东西;是“大之学”——有关“大”的学习或学问;也是“学者之大”——学习者真正值得自豪的,能让自己拔萃于同类的那种素质。
 
所以,“大学”就是大人之学,非小人之学;“大学”就是大成之学,非小成之学。小成之学是什么?就是“专业”,所以,孔子讲“君子不器”,“专业”并局限于“专业”,即是“器”。君子当然有专业,也能从事于某些专业,正如庖丁之能解牛,但是,君子又一定能够超越专业,有着超越专业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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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只能从这样的人群中出现。
 
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器”的教育。
 
所以,注定培养不出大师。
 
与此相关的,我们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就注定了我们无法培养出大师。
 
我坚持认为,基础教育的教材,应该符合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1、体现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以此培养民族精神、民族气质、传承民族文化,建立道德信仰。
 
2、必须是最经典的语文;——以此培养良好的语言感觉,培养语言艺术的鉴别力和创作力。
 
3、总量适中;——以此保证在较短的时间、用较少的成本就可以学到,并且可以让接受基本教育的人就能得到相应的教育,从而获得相应的素质。
 
以此反观古代作为教育核心教材的“四书”,不得不承认,古人比我们明白:“四书”正好符合我这三个条件,核心价值观有了;语言典范,数量有限。
 
大学:1751字
 
中庸:3568字(未确)
 
论语:15900字(据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 );
 
孟子:34685字;
 
合计55904字
 
一个小孩从头到尾背5万字几年就背完了。同时还是最典范的语言,“四书”的语言漂亮、整齐、典雅,是一种高贵的体面的正派的语言。
 
一个现象:我们都知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我们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几乎各行各业都有,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早年都受到了传统文化教育。有了文化的底子,然后才专业,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我们可以这样结论:没有文化的人,我们可以把他们培养成技术员,培养成专家,培养成科技人才,但是,无法成为大师。
 
好的教材是教育成功的根本保证。我们今天这样的教材和系统,已经注定不可能培养出大师。因为,我们的教材,严重缺乏文化的含量,在过分的无知的强调教材所谓“贴近孩子”的理念之下,严重低幼化、弱智化、无文化。
 
有一个现象真正令我们感慨:
 
古代的乡村教育往往是大师的摇篮。鲁迅、胡适都是乡村老秀才教出来的。
 
鲁迅,绍兴人,少年时代在家塾学习诗书经传,三味书屋的老秀才给了他文化的基础。
 
胡适安徽绩溪人,5岁启蒙,在安徽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古文基础。
 
陈独秀,安徽安庆人,从小跟随祖父陈章旭读四书五经。
 
郭沫若四川人,幼年在家塾读书。
 
巴金,四川人,自幼在家延师读书。
 
钱钟书江苏人,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
 
钱穆,江苏人,九岁入私塾,1912(17岁)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
 
江、浙、皖,蜀这样的地方,多少大学者,几人不是在乡村受的基础教育。
 
他们的幼年教育,根本没有什么教学法,三味书屋的寿镜吾老先生,其教学方法,不过就是瞪着眼睛,大声说:“读书”!鲁迅先生接着写道: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
 
就在这人声鼎沸之中,一代大师,悄悄成长。

寿镜吾先生的诀窍,就是:1、读书;2、读文化经典。
 
我们今天的中小学语文应试教育,其诀窍是:1,读白开水一样的无聊课文;2,做反反复复的无聊练习。
 
大师在哪里?原来有,现在被“无聊”掉了。
 
 
编者按:近来看到高中生开设开始正本读《道德经》的国文课,体制教育也在调整中。希望有更多的孩子早日读到中国文化的瑰宝——四书五经。
 
全球读经教育首倡者王财贵教授:“ 只要一个人把任何一本经典读一百遍,他必能从经典中提升其为学的能力,必定能从经典中领悟其为人处世之道,必定能变化其气质,开阔其胸襟,启发其智慧,并且这一百遍经典必将影响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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