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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古代书院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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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古代书院是如何运作的

时间:2016-04-28 10:27 | 来源:爱读经| 作者: 龚鹏程

龚鹏程先生
 
        今天是“两岸四地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的第一讲,我野人献曝,先来做个报告。
 
       书院很复杂,历史非常悠久,大概有一千年了。其间之形制、规矩多有变化, 所以要综括地谈它的精神并不容易。
 
       不过,接到这个题目时,我就在想:若今天是个传统书院的讲会,那又怎么做呢?
 
       以刘宗周《证人社会仪》为例。其讲会皆有一位司会,也就是主持人。司会宣布讲会开始以后,敲云板;云板三声之后,司赞,也就是司仪,命童子歌诗。歌诗毕,再传云板三声,主讲人才开讲。
 
       在主讲人和听众之间,还要虚设两席,虚位以侍。干什么?一位叫秉笔者,也就是记录;此外一位是讲友。讲友是来讨论的。此外尚须“另设一案于堂中,以待质疑者”,要专设一位质疑者。讲友和质疑者在讲的过程中不断提问,或讲毕代表听众来质疑,跟主讲人展开讨论。
古代书院
 
       这是在明代的情况,起码是浙江流行的方式。王阳明在绍兴蕺山书院就是这样,他的后学便也都维持了这样的制度,且会详细写在书院的会约会仪裡。所谓会约,就是书院的规矩,告诉你讲会该怎么办,有哪些仪程、要如何进行等等。我刚刚说的制度,就见于证人书院的会约。
 
       会约规定的不止是讲会如何进行,还有许多。如现在办活动,门口不是都有签到簿吗?签到簿,那时叫做会约簿。前面常有一段引言。我们这次也有签到簿,但估计就没有引言。这引言是说明这次是什么会、有何意义、有哪些规矩、会是怎么办的等等,其实甚为重要,我们现在皆是因陋就简。
 
       还有,大家来参加讲会,但经费谁出呢?有些书院会自己出,有些则是参加的人缴费。证人书院就说要缴费,然只需交一钱以上、三钱以下。意思是说要缴费,但不要你缴多。
 
      讲会通常是早上七点钟到十一点。十一点结束以后,就该吃午饭了。那午餐又怎么办呢?通常是四人一桌,菜两荤两素。若讲会延续到晚上,那就荤素六色、酒数行。山长、地方官或比较尊贵的客人则“倍之”,更丰盛些。不像今天我们这样不管饭。
 
       从这个具体的情况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传统书院有很多特点。
 
一、讲会有高度的仪式性。
 
       不是一上来就开始演讲,演讲前要焚香、要击云板、要歌诗。歌诗非常重要,因为儒家的教育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除了刚才说的以外,还有祭祀。每次讲会前,司会都要先到孔子像前上香。上香后才开始主持讲会。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讲会的仪式性。
 
       其次该注意的是会约。
 
       许多人都知道或读过《白鹿洞规约》一类文献,但那只是大的、方向性地指明。每个书院在具体运营过程中,其实还有非常多、非常细的规范,包括怎样吃饭、怎么缴费、每个月聚几次,是朔望集,还是每个月初三、初七聚会?每个聚会多少小时等等。这些规定必须非常细,否则群体生活便难以进行。

高山仰止
 
        现代人讲中国古代社会,常有个误会,说西方人才有契约精神、才有社团契约;中国只讲礼,只是宗族礼法型的有机社会,不是机械的社区社团组织,没有契约精神,所以法治不彰等等。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讲这话的的先生们,都不太懂中国的社、团、行、会。古代社团规章制度自汉魏以来就非常完备。书院的典章制度更是细密,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其中有许多生活性的规定,包括吃饭、喝茶。例如讲会开始之前总会有来宾先到,到了以后干嘛呢?闲晃?瞎扯?当然是先喝喝茶,以后再进行正式的讲会。
 
      传统上书院都提供茶水,甚且供饭。固然有些书院要收会费,但也有不收的。如泰州学派的王艮(心斋),讲课时就有个樵夫常来听。他叫朱恕,后来也成了有名的学者。他每天砍柴都路过王心斋的书院。有天,听了入神,就每天来听,饿了、渴了就在书院裡吃,后来即拜王根为师。这类例子并不少见。
 
       这些会约、规约、规则、会仪文献很多,只是今人不甚注意而已。每个书院的特色,从精神上理论上,可能还不太能分辨出来;但只要看看这些规约,立刻就能发现每个书院都是不一样的,各自形成不同的风格和教学体系。
 
       以上即是我要向各位介绍的第一部分。
 
二、第二部分。我刚刚的介绍中有个细节,各位一定也注意到了:演讲时要留一个位子给质疑者。
 
       书院精神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质疑、问难、辩论之精神。这是书院的精神特点,但不是书院的创造。这是中国学术上本来有的传统,书院不过继承和发扬了它而已。
 
       那么,这个传统从哪来?从汉代的讲经来!
 
       当然先秦诸子不用说了,如家的师弟之间也是互相辩论的,各位读《论语》《孟子》等都能看到。但汉人讲经学时,把这种辩论的精神制度化了,刚刚说演讲时规定要安排一位质疑者,就是要把这种精神用制度稳定下来。而这个制度是从汉代来的。
 
       大家都知道汉代经学有师法有家法。看来学派的师承传统极其严格,今文家,就只讲今文家的道理,决不会跟古文家混。今文家中又有不同的师法。比如同样讲今文《尚书》,还要分是欧阳《尚书》还是夏候《尚书》呢!这让我们感觉门户森严,师法很紧。但当时在老师讲经时,会制度性地安排一个人,叫做“都讲”。类似助教。学问也非常好,其职务就是协助主讲。各位知道“都”字在汉字中即是主持之意。故他也负责讲,但他主要做什么呢?
 
       我们平时讲课,学生心中都有疑问,因听讲的过程中还不是很熟悉老师的思路, 或不熟悉老师所讲的经典,所以听不明白。想问,却又担心问题是不是太幼稚了,问了以后别的同学会不会笑话我;不断的问,同学会不会嫌我烦,觉得我浪费大家的时间等等。所以就都不敢问。
 
       针对这种现象,当时遂专设一人负责提问。“春王正月,大一统也”,老师刚解释经文为什会这样写,都讲就追问什么叫“元”?什么叫“正月”?什么叫“大一统”?一统就一统,为什么“大”等等,不断追问之。这就构成了汉代讲经的特点。像《公羊传》徐彦的疏,翻开第一句“春王正月,大一统也”,底下就可看到它连续发了十几二十问。
 
       这个传统在南北朝期间又扩大了。皇帝也常出来讲经,由大臣问难。汉魏南北朝有个流行的文体就叫做“难”。难是动词,以难倒别人为宗旨。有句成语叫“执经问难”,就是拿着经典和老师讲:刚刚讲错了吧?或这儿没讲清楚,没听出它是什么意思。经典中疑难的地方都要去质问,所以后来就形成难这种文体,如东方朔的《答客难》等等。难,这种论辩式的文体,是从经学中发展出来的,形成一种辩论的风气。这种风气在南北朝更是发扬光大,各位去读《昭明文选》就可以知道,“难”也被列为一体,有很多著名的互相诘难,成为名作,一直发展到隋唐。
 
       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唐代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孔颖达就很有趣,他年轻时去听人家讲经,执经问难,不断追问,结果让主讲者下不了台,把人家问倒了。以致主讲人竟派刺客去杀他,他躲进大臣杨玄感家裡才没被杀。可见当时问难十分激烈。
 
        后来更予扩大。每年祭孔的释奠礼。祭祀(唐代的先圣是孔子,先师是颜回。有的时候还祭周公)后,典礼并没结束,还要由皇太子或者是皇帝自己主持大型的讲论,由五经博士等最有名望的儒家大师出来讲。侍讲、侍读讲毕,质疑者进而问难,再由皇太子或者皇帝主持吃一顿饭。席间,学士歌诗、作诗,最后才结束。
 
        这是南北朝到唐代的制度。以后又扩大。自武德年间开始,光讲儒家还不行。祭孔后,把儒、道、佛三教名家全找来,举办“三教讲论”,让三教相互攻难。这是正式的礼典,每年都要举办。
 
        到了宋代,这风气当然在书院中也得到了体现。所以书院会讲在制度上才会设一名质疑者,目的就是专门找你碴,用跟你相反的道理和你辩论,以追求真理。
 
        像朱熹办白鹿洞书院时,他就请陆象山去讲。各位都知道书院是要有宗旨的,每个书院,即代表一个学派或一位大师在此讲那一派的学问。朱熹办白鹿洞书院,亦是要讲明他这一路的学问。而朱熹已经和陆象山辩过了,鹅湖之会,他已非常清楚象山乃他最大的论敌。但他竟特意请象山到白鹿洞书院来讲课。象山也做了很好的淮备,那天讲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章。讲得极好,举座动容!朱熹自己也在下面听,非常感动,所以他还请象山把讲义留下来,刻在白鹿洞书院裡。
 
        朱熹自己也一样。例如岳麓书院为什么有名呢?就是因为朱熹跑去那裡跟张南轩反覆辩论,他最重要的“中和新说”即形成于此。什麽叫“参究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但人活着就有喜怒哀乐,你怎么能回到这喜怒哀乐未发的境地呢?对于此一难题,朱熹前后思想上是不一致的。所以跟张南轩反覆讨论,南轩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朱熹也有变化,两人都受益,成为理学发展史上的大事。
 
       诸如此类故事,均可见不同思想的交锋、辩论,在书院中是十分常见的。
 
       当时禅林间也有这样的风气。因为禅宗本来就是在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吸收了这种风气。有开讲、有小参、有大参、还有晚参。小参是随机开讲,晚参是晚上开讲。听者除了在讲堂上质疑之外,还可到住持的住处去质疑问难,这跟书院是非常类似的。
 
万世师表
 
三、书院是要讲学的,讲会只是其中一环。我们现在这样讲,你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你要知道“书院是讲学的”这句话本身就很特别。为什么?因为传统的学校是不讲学的!
 
        古代学校就跟我们现在的小学、中学一样。它们讲学吗?只有考试啊!让学生反复练习要考试的内容,反覆背诵、反覆记忆、反覆做习题,然后周考、月考、期考,慢慢让你学到一套答题的技巧、应答的本领。因为它们不讲学,故不需要谈什么宗旨讲什么学问;书院却要讲学,所以跟学校迥异。
 
        除了刚刚说的讲会之外,山长就要讲课。这跟讲会不太一样,主要是本门内部的讲习,讲自己的学问。
 
       学派内部也有很多争论,并不因是山长讲学,其质疑和辩论就少了。像朱子学派在南宋时期有个后学叫王柏,在“诗经学”上很有建树。民国初年,疑古派就经常谈到他的《诗疑》。王柏是何基的学生,何基文集三十卷,里面居然有十八卷都是跟他这学生的往复辩论,有时一件事两人来往信函辩论可达到十几通。这不是很有趣吗?可见学派内的辩论甚是激烈。所谓“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即是靠这种有制度化保障的书院精神来发展的。
 
       朱子后学学黄东发,则常参加别的学派的辩论。这些不同学派之间的辩论,因为已成为风气了,有时还会发生一些趣事。如明代的湛若水,跟阳明很熟,学术宗旨比较接近,但也微有异同。他非常喜欢辩论,到了人家都怕了的地步。九十岁时到江西,阳明的学生邹东廓,正在江西吉安安福办书院,还告诫弟子说:湛老先生来了,他好论辩,你们不要与他轻启论端!其实湛若水是非常有趣的学者,在广东办书院时,门下有一百零二岁的、八十多岁的、九十多岁的,都来听课。他九十多岁了还到处和别人辩论,因为已养成习惯了。
 
       所以这就代表了书院的精神。我刚刚讲第一个是它的仪式性,第二个是质疑辩难的风气,底下就要介绍山长的主讲。其实山长主讲并不常有,跟我们现在大学每个礼拜老师都要讲课不同。书院山长大概一两个月讲一次,平常并不讲,那麽平常书院的精神是什么呢?是自学!就是你自己学习。
 
        书院有个方向,告诉学生应该遵从什么,有个精神上的导引,这些都由山长提点,而其他皆靠学者自学。有时学生程度太差了(入学时因为“有教无类”嘛,什么样的学生都有),山长会让入门较早的学长先带他。如陆象山通常会让学生邹约去带新生学礼。这点等下我还会讲,平常我们都以为阳明、象山都只讲本心良知。其实不然。他们其实甚重礼学,故先带他们学礼,其后老师再教。
 
        象山在应天山书院时,建了个讲堂,而他自己住在另一处,叫“方丈”。每次开讲,都从方丈坐着轿子到讲堂,来时击鼓为号。学生听到鼓声就聚集了,讲毕,他坐着轿子回到方丈,学生有什么问题再到方丈去质疑问难,所以山长讲学本身也有仪式性。不然为什么要击鼓、坐轿子?
 
        老师讲课通常会有讲义,因为他不是经常讲,讲通常是一个专题。比如说阳明在蕺山书院讲《大学》,就只讲“万物与我同体”这一专题。这就会有一篇讲稿叫讲义,如陆象山在白鹿洞讲“君子喻于义,小从喻于利”那样。讲完后,质疑问难的记录则是语录。我刚刚已说了,每次讲会都会有记录,山长在书院裡与学生问达,也都有人记录,所以你去看朱熹的<语类>,非常繁复。
 
        要看这些语录你才能明白这些老师有多么了不起。因为学生随时问,问题千奇百怪,老师随时作答,仓促间既不能查考文献、也无暇思考。因当时老师与学生的关系非常紧密,学生随时请教,老师也义理精熟,故能如此。
 
       语录比较庞杂,讲义就较明确,主要是专题。其过程也不像我们现在在大学里教书这样,只是指点性的。像阳明讲《大学》只讲其中一句,你由此去想,整本书就能够掌握了,不必从头到尾把《大学》一章一句地串讲一遍。从头到尾串讲下去,是小学或蒙学才做的事,不是大学之道。现在大学便是从头到尾讲、一章一句串讲。
重阳书院
 
        书院教学法是启发式的,辩论、启发、指点而已。山长亦不常讲,学生基本上只是自学。自己学、自己下功夫,学到某个地步,老师才给个指引或做个印证。这才是书院教学的方式。
 
        书院对外另有宣讲,属于社会性的讲学。有时即在书院讲,但听众不只是书院原有的师生,还有外面社会上的人士。书院,你不能把它想象成我们现在的学校,是封闭式的。不!书院在山林之中或建在城市中,虽总有个规模,但其本质是社会性的,所以它的讲学是开放的,面对整个社会,有点像西方的传教士宣教。
 
         这种讲,和讲会或山长的主讲又不一样,连说话方法都不相同。像阳明就教学生说:你们讲学,都拿着个圣人去和别人讲,别人看见圣人来了,都吓得跑了;所以你要像观世音渡化老百姓一样,要跟老百姓是一样的,用一套愚夫愚妇的语言态度,人家才听得进去。其后学颜山农,讲什么是良知时,甚至会在地上打滚,说看我现成良知。
 
        这种面对社会的讲学,旨在教化,目的是要让社会风俗更为淳美。古代书院的山长们在这方面颇有表现,有很多故事。如清代诗人施闰章(愚山)主持一个书院,有天来了两兄弟,写了状子到书院告状,要争祖产。愚山说:我这里是书院,是讲学的地方,不是衙门;你们要告状,需到衙门去。但既然来了,那我们也不妨聊聊。就让两兄弟坐下来,跟他们谈兄弟友爱之道,结果讲得这两兄弟相拥痛哭,当场就把状子烧了回家去。
 
       这些书院的山长啊,不是只有我们现在大学教授的这点本领!我们都是概念性的术语、抽象化的学问,一般老百姓是听不懂的。但中国书院讲学至少有两套语言,一套是书院内部的,像《朱子语类》这种说理、论辩式的语言,还有一种是教化世俗的,像泰州学派这些。他们为什么能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作用呢?就是因为书院面对社会公众时,有一套愚夫愚妇的语言体系,能产生非常大的作用。这是另一个特点。
 
        此外就是随机讲学。随机讲学就更多了,也很有意思。它不像上面介绍的讲会有充分的仪式性,有规矩。例如阳明到滁州,各位都读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醉翁亭旁边有个湖,还有酿泉可以製酒,晚上阳明和学生就在那边论学、唱歌、聊天,歌声震动山谷。这类故事很多,故阳明的年谱说:“先生点化同志,多得之于登游山水间也”。此即随机讲学,通常是带着学生到山林去游玩。为什么后人常说王学有狂者气象呢?就从这方面来,有孔子“吾与点也”那种暮春三月歌诗的味道。像嘉靖三年在天泉桥大会弟子,著名的“天泉证道”就发生在那时。有记载说当时“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或击鼓、或泛舟”。大家可以想像其气味!《朱子语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当年清华大学办国学院时,有天梁启超把学生都带到中山公园去玩,提醒学生说:我们现在办国学院,要恢复的是中国书院传统,而书院教育不是只有在课堂上,更重要的是师友讲习。他讲的,就是这种优游讲习的方式,可见书院这种传统对后世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现在的大学,通常下了课,老师和学生就没什么来往,同时你也不太可能带着学生出去玩,在山水之间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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