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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最严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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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最严密的思考

时间:2016-04-28 10:27 | 来源:爱读经| 作者: 唐晓敏

 

写作
        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在《怎样学习历史》一书中,谈到写作的重要意义,他说:
 
  写作事实上不但是为了向外发表,贡献社会,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而且是最重要最严肃的研究阶段;不写作为文,根本就未完成研究功夫,学问也未成熟。
 
  一个人的学术见解要成为有系统的成熟的知识,就必须经过搜集材料,加以思考,最后系统化的写作出来,始能成为真知识真学问。因为平时找材料用思考,都是零碎的,未必严密,也无系统。要到写作时,各种矛盾,各种缺隙,各种问题,可能都钻出来了,须得经过更精细的复读,更严密的思考,一一解决,理出一条线索,这条论断才占得住;否则只能是个人看法而已,不足称为学问。所以写作是最精细的阅读,最严密的思考,也是问题研究进程中最严肃的阶段,非写作成文,不能视为研究终结。
 
  严耕望谈的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写作,但他所言,对一般的语文教学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写作是“最严密的思考”,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常常认为,我们要写出来的东西,是先想好了的,写作不过是把我们想好了的东西‘表达”出来。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对此,朱光潜先生说:“我们常常感觉到心里有话说不出,偶然有一阵感触,觉得大有‘诗意’,或是生平有一段经验,仿佛是小说的好材料,只是没有本事把它写成作品。这好像是证明语文是思想以后的事。其实这是幻觉。所谓‘有话说不出’,‘说不出’因为它根本未成话。根本没有想清楚。……你根本没有想,或是没有能力想,在你心中飘忽来去的还是一些未成形的混乱的意象和概念。你必须努力使这些模糊的意象和概念确定化和具体化,所谓确定化和具体化就是“语文化”。
 
  写作,是让自己把问题“想清楚”的过程,是“使这些模糊的意象和概念确定化和具体化”的过程。这也就是说,写作的过程即是思想成形的过程。
 
  关于这一点,俄苏心理学家维果斯基说得更加明确,他说:“言语就其结构而言并不是简单地像镜子一样反映思想结构。因此,它不能像件成衣一样穿到思想上去。言语并不表达现成的思想。思想变成言语时有所变革和改造。思想并不是表达在词语里,而是实现在词语里。”“思想并不表现在词中,而是在词中完成的。”
 
  中国古代语文教学的一大特点和长处,就是非常重视写作。当时,“善属文”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的能力,而科举考试也主要是考核举子的写作能力。
 
  现代语文教育,包括大学的中文教育,一大问题就是忽视写作能力的培养。北大毕业的薛涌曾回忆说:“我在堂堂的中文系读了四年书,除了毕业论文外,总共就有过两次写作经历。一次是上古代诗歌课,教授要求用古文写篇千字文。那不过是他为了激励我们掌握古文而布置的文字游戏,并不算真正的写作。另一次写作,则是当代文学课的一篇四五页的评论,大概就2000字。”后来他去美国,看到美国大学非常重视写作,“一学期选三门课。有的课要求期末写一篇20页左右的长篇读书报告,有的课要求在学期中写三篇读书报告,一篇10页,加起来也30页了。还有几门课,则要求学期中写四篇三四页的短篇读书报告,外加期末一篇20页左右的长篇读书报告或研究论文。这样,三门课加起来,一学期至少要写60页。仅两年的硕士读下来,就要写快300页。那就是一本书的篇幅了。”
 
  我们常常强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思维能力,但究竟怎样培养思维能力,却没有明确的思路。培养思维能力,最重要的就是加强写作的训练。
 
    “一篇文章定终身”的背后
                             
  现代语文学科的考试,无论高考还是中考,都相当复杂,有各种题型。古代的科举考试,在题型上却非常简单,即只考作文:唐代主要考诗赋,宋代主要是考策论,明清则是八股文。总而言之,是考文字作品。古时文章含义宽泛,常常将诗赋也包括在内。所谓“一篇文章定终身”是对古代科考情况的概括说法。
 
  古人为什么只考写作?为什么只重视文章写作的能力?首先,当然是当时社会对文章写作有迫切的需要。文章写作能力是士人的重要的能力。没有这一能力是做不了官的。研究唐代科举的学者陈飞讲:“朝廷政治的运转实际是文牍的运转,具体些说,则是‘杂文’和‘策论’的运转。一方面,越是中枢和机要部门,对‘杂文’和‘策论’的需要越迫切,越严格;另一方面,朝廷以至各级的行政操作一般也就表现为文章的写作:只要能写好‘总结’,‘政绩’也就出来了。” 政治需要,是科举考试必考文章的基本原因。
 
  然而,在今天,政府工作乃至社会各业,也是需要文章写作能力的,但语文考试不再侧重于作文。显然,人们认为,只考作文还不够,还需要考词汇、文章阅读、以及修改病句等等,内容涉及到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文言、文化。并认为,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语文能力”。那么,古人凭什么认为,只考作文就行了呢?在里面,有着古今不同的深层观念。
 
  古人认为,文章写作所体现的是人的综合能力。首先是思维能力。就连今人断定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八股文,也体现了作者的思维能力。研究明代八股文很有成就的学者龚笃清提出:除了八股文批卷较易这一原因外,“八股文能在关系国家命运的抡才大典中使用五百余年,另一重要原因在于这种考试文体的格式,能有效地对学习写作这种文体的人起到培养其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提高其思维能力的作用。用今天的话来说,练习写八股文是一素质训练。这也是八股文文体的最大功能。”并具体分析说:学习八股文的写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先学做破题,再学作承题、起讲,然后起、承、转、合,先提比,后中比,再束比,一股股地把八股学着写完。在这个把八股文文体的各个部分都做会、做熟、做好的过程中,就受到了严格的思维训练。……经过长期的学习破题的写作训练,就培养,写作者的概括能力,思维的准确性和从多方面思考问题的能力。承题的练习,则可培养八股文写作者正反思维的能力,训练思维的全面性与条理性。因为按规定,承题必须将破题的紧要意义承接而下。若是前面用的是正破,这儿便要用反承,反破则用正承,顺破则用逆承,逆破则用顺承,明破则用暗承等等。总之要与破题之法相反,在承题的写作过程中,自然受到了逻辑思维和训练。” 他总结说:“八股文这种文体就只能用来作育封建官员,从训练、培育、选拔合格的封建官员这点上来说,八股文是切切实实发挥了巨大作用的。”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与其它事物之间存在着正反、先后、轻重、因果等等多方面的关系。人们在不断分析、把握事物之间的种种关联时,就能使思维受到各种逻辑训练。八股文组织有序的文体格式就在各部分与各部分之间,各部分与全篇之间设置了种种关系,因而在写作中必然会使思维的全面性、周密性、清晰性、辩证性受到训练”。“总之,受到八股文文体格式写作训练的人,对那些即便是内容极为狭窄的问题,也能一下子抓住问题的核心与本质,并用多角度、多层次全面思维的方式,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在处理问题时,从小就在写作八股制艺中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立即会浮现出来,指导他有条不紊、有板有眼地应对。” 这里引用多了些,是因为这一分析确实相当精彩。
 
  古人不考今人认为必不可少的“语文基础知识”,这是因为,在古人看来,所谓语文能力有多个方面,但这些并不是并列而是“分层”的,即有高层能力,有低层能力;而考核了人的高层能力,判断其已经具有高层能力,那么,对其低层能力就不需要再考核了。比如,文章写作能力就是语文的高层能力,而造句则可以说是低层能力。一个人若文章写得好,文章的语言精警、流畅,就不必再专门考核他的造句能力了。
 

古人讨论写作
 
  古人还认为,文章不仅仅能看待人的基本能力,更重要的是,它还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古人心中的“文”,并非只是外在的东西,它是内心思想、胸襟的显现。因此,由文章可以反观作者的情志与人格。《旧唐书》上说,吏部侍郎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坚,当时李敬玄特别看重被称为“四杰”的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勃,说他们必当显贵。裴行俭却说:“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他不仅看到“四杰”都不会大富大贵,甚至还看到他们很可能都不得好死。这便是由文品人的一个例子。唐代的科举考试,正是要从诗文中看到士子的器识、文艺以及后来的发展趋势、最终结果等等,然后确定高下优劣。
 
  因为科举考试可以凭一篇文章而识“人”、得“人”,故古人看到某人写了一篇好文章,就常常为之兴奋不已。宋代的欧阳修看到苏拭作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就叹赏不已,对人讲:“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甚至对儿子说:“三十年后,将无人提起老夫,只会读苏轼的文章。”同样,宋仁宗看到苏拭和苏辙两人的文章,回宫时也兴奋地对皇后说,他为后代准备了两个太平宰相。清代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叙述到:“先君子尝言,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左光斗只看到年轻的史可法一篇文章,就“解貂覆生,为掩户”,而且断定“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而后来史可法也确实没有辜负左光斗的期望,这说明对有识如左光斗者,倒确实由一篇文章看出作者的人品、能力、志向乃至命运。
 
  中国古代考试重视的是“全人”,认为从文章可以了解“全人”;而对文章也有自己的看法,即认为文章也像人一样,是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有复杂的有机的关系,古人常常用“血肉”、“筋脉”、“骨”、“风”等等来分析评价文章,这不仅仅是一种比喻,在这种比喻中有着对文章本质的感受与理解,即觉得文章是一种生命现象。不能拆卸开来。而且,也不是由什么“零件”组装而成的。因此语文考试自然也就不需要考核各个“零件”。这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科考思想有其深层的哲学观念。
 
  今天的语文考试,之所以用烦琐的题型来考核人的语文能力,也有自己的深层哲学观念。这就是西方的传统“原子论”的哲学观念。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做为一个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的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对自然及社会的基本理念。手工业产品是制作的,而产品的制作往往是先制出零件,再把各种零件组装起来。由此,要了解、认识一种产品,也就需要把这一产品拆解开来,分成一个一个零件。有人研究说,西方人有一个对宇宙的基本理解,这就是“宇宙是一部机器”,这是有道理的,西方不仅把宇宙看成机器,也把有机物包括人看成机器,拉•美特利就直捷地说“人是机器”。西方的这种观念,至今对中国语文教育有强烈的影响。某一语文特级教师谈到自己的语文根本观念时,就说:“构成语文素质核心的语文能力,说到底只有四个字:‘吸纳’和‘释放’。所谓‘吸纳’能力,就是对语言文字材料理解、吸收、判断的能力,我们常说的‘听、说、读、写’中的‘听’和‘读’就是在训练‘吸纳’能力;所谓‘释放’能力,就是应用语言文字表达思想感情的能力,‘说’和‘写’就是在训练‘释放’能力。”在这里,所谓的“吸纳”是“吸收、纳入”进来,然后再“释放”出去而已。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人”成了一个“装置”,并未因这所谓的“吸纳—释放”而有什么改变。不难看出:这样的“人”,实际是一架机器。
 
  人都是机器了,文章、文学作品,乃至句子等等,自然也都是“机器”,都是可以也应该拆解、“分析”的东西。而且唯有对之拆解、分析,才能“掌握”。就语文教学来说,因为语文能力被看成是各种“零件”组装而成,所以,要学好语文,就必须学好各种语文“零件”。今天语文教育的所谓“基础知识”说,即:将语文知识弄成一个“知识树”,认为必须分别掌握这些语文知识,才能具备语文能力。这正基于西方原子论的、机械论的哲学观念。中国古代也不是忽视基础,但古人对语文的基础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古人是将人的修养看作文章写作能力的基础。所谓“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韩愈:《答李翊书》)古人也不是不重视“字”,但不认为“字”是句的基础,相反,在古人心中,首先是整体,其次才是部分。部分的意义在于整体的需要,表现在诗文写作上,古人虽重视“字”,讲究“炼字”但首先是要求“以意为主”,字的价值必须视其在全句中的作用。举例说,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是在句子乃至全诗整体的需要中才能彰显,“绿”并不是全诗的基础。
 
  西方原子论、机械论的哲学观念,表现于语文考试,既然要求对构成“语文能力”的各个“元件”分别加以考核,语文考试试题自然就贪大求全,面面俱到,词语辨析、虚词用法、成语使用、语病等等,堂而皇之成为必不可少的语文考试内容。与此同时,人们实际的语文运用中最重要的方式,即文章。却失去了其在语文能力考核中的价值。虽然从人的直观感觉说,人们也能认识到,语文学得好不好,只要交一篇作文就可以看出个大概了,而当前的语文判断题,有些简直可笑。但语文命题者却一直不改。
 
  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语文考试抓住了关键,是富有智慧的。而当今的语文考试却显得很笨,而且并不可靠。若拿体育人才的选拔与评价来做比喻,中国古代考核的是他的运动成绩,而现在的语文考试命题,则是要求分别测量一个运动员的速度、耐力、柔韧性、灵敏性等等各项指标,以此评判一个运动员的运动水平。如对姚明,按中国古代的评价方法,评价姚明是不是杰出的篮球运动员,主要看他在场上的得分能力;而按当前的基于“原子论”哲学的考试方式,则不是看姚明在篮球场上投篮、抢篮板的能力以及防守的能力,而是测量他的各项生理指标,而后判断他是不是一个杰出的篮球运动员,而这种方法显然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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