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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孔子论语与中国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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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孔子论语与中国文化传统

时间:2017-05-04 17:05 | 来源:文礼书院| 作者: 钱穆

 
       钱穆
(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一、
 
       凡关心吾中华民族之生命前途,必连带关心及于吾民族文化之传统。凡关心吾民族文化传统者,又必关心及于吾古圣先师之孔子。吾民族远自伏羲、神农、黄帝以来,已历两千五百年之文化累积;下及春秋晚世,乃有孔子之诞生。故孔子乃是吾民族文化累积两千五百年以后之一结晶。使非有民族文化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则何得出生有孔子!而自孔子以后,迄今又逾两千五百年。此一结晶,乃光辉灿烂,色泽鲜润,历久而弥新,屡化而益厚。故吾中华民族五千年之文化传统,实惟孔子一人,承前启后,可以作为其代表。
 
       关心孔子则必连带关心及于《论语》之一书。“论”者,孔子语。大抵自孔子三十以后,迄于其死,前后四十余年,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有所语。其具有主要意义者,皆载此书。“论”者,“讨论”义。孔子四十年间所语何限。凡所记载于此书者,皆其门人弟子,及其再传、三传以下之弟子,日常所讨论,而所拳拳服膺以终者。论又有“经纶”义。孔子语,经其一传、再传以下之弟子常所讨论,而会合编制,成此一书。论又有“抡选”义。凡孔子语,经讨论制成此一书外,尚有余语,未经录入,今尚散见于《孟子》《中庸》《易大传》,以及《春秋三传》,及《孔子家语》,乃及其他书中者,又何限。故《论语》者,乃孔子语,经其后世所讨论,所经纶编制,由抡选而成之一书也。
 
二、
 
        今就《论语》一书之编制成书言,大概可分两阶段。自《学而》至《乡党》共十篇,称《上论》。此为《论语》编制成书之第一阶段。编制此十篇者,主要大概出于孔子门人有子、曾子两人之再传弟子之手。编制成书之年代,与主编人、助编人之详细,则皆不可考。孔子死后,其门人弟子追念孔子,群认为尊师讲学,乃人生惟一大乐事;乃寻求选一人继孔子为师,而相聚讲学如旧,庶人生此乐犹获维持。乃欲群推有子继孔子为师,谓有子似孔子。而曾子独加反对,谓:“师事孔子,如秋阳以曝,江汉以濯。吾师既死,谁堪为继。”其议遂不成。此故事见于《孟子》书之记载。则知当时孔门弟子,必曾有一时群尊有子,欲推以为师;而曾子独持异议,同学们始悟初意之非;则曾子亦必同时见尊。今《论语》第一篇,首章为孔子语,次章即为有子语,第三章又为孔子语,而第四章则为曾子语,则知此上论十篇之编制,殆必由有子、曾子之门人弟子主其事。若以曾子语即为第三章,则若迳次于有子语之后,似于两人有高下之分。今在曾子语前,仍取孔子语居其先,则可避免此嫌耳。
 
电视剧《孔子》中展现的孔子讲学场景
 
       惟孔子既死,其弟子各自分别开门授徒,势散不复聚。但其所教,则共尊孔子。故孔门之三传,乃亦同尊孔子,过于其亲授业之师。乃有因其师言,亲赴曲阜,以仰谒孔子之故居,而低回不忍去;并有在此相聚而讲学者。此风至战国之末,下迄汉初而不衰。是必此辈相聚于曲阜孔子之故里,各出具随身携带,长日所讨论讲诵之孔子语,而互为对勘;乃有合编一书之动议。其事绝不限于有、曾两家之弟子。或可始于两家弟子之初传,而必当待于有、曾两家以外其他门人之再传弟子,或更待及于三传弟子之时,而上论之书始成。则更若合适也。及上论既成,此风已开,而各项材料尚络续汇集,于是乃有《下论》十篇之再次编成。则其事更后。
 
       故《论语》一书之成编,当上距孔子之死,有两百年之久。其事当在秦并六国之前不久,而天下复归于一统。故《论语》成书,实乃当时吾中华民族学术界一共业也。孔子自言:“我学不厌,教不倦而已。”孔子以其所学,公之其门弟子,又各自广其师传,以公之于各自之门人。至其编成此书,则不知出于谁何人、几多人之手。要之,则已历两百年之长时期。此非一共业而何?
 
位于曾子故里山东嘉祥县的宗圣曾子像
 
三、
 
今再就《论语》一书之内容言之。其《上论》首篇《学而》篇之首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之道亦大矣,何以教人?首之曰:“学而时习”,继之曰“朋来远方”。人孰不当学,学又曷可无朋?孔子教人首在此。至于学之所得,他人之知不知,则可勿以为重。则孔子之教,即在教人一共业也。孔子所教,最重在仁道。然仁道极难讲。《学而篇》第二章: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有子提出“孝弟”二字,其谁不当学?又谁不能学?仁之本即在孝弟,亦一共业也。第三章又为孔子语,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仁道难学,先求其毋不仁。日常人生中,言不求巧,色不求令,此又可知而可学者,仍是人人一共业也。第四章则为曾子语,曰: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孝弟行于家门之内,忠心则推之家门之外。孔子之教人最首要者,在教人孝弟、忠心。孔子曰:“学而时习”,曾子则曰:“传不习乎?”曾子则时习孔子之所传。曾子不自立教,即教孔子所教。孔子亦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则孔子亦未尝自立教,即自述其好古而学制所得耳。是则所谓学者,非人生一共业而又何耶?此之所谓“共业”,即孔门之所谓“道”也。使非人人行之,则又何得为道?而人人由之,则即是一共业矣。
 
《学而》篇先有有子,后有曾子,亦非于二人有先后之分。有子孝弟,宜在前。曾子言忠信,宜在后。《论语》先及此两人,亦非于两人有特尊。有志仁道,则孝弟、忠信宜先及也。苟使习于巧言令色,则又乌得为人忠信?然则即观于《学而》篇前四章之编列,则《论语》一书,岂不经精详之讨论,而可率尔拉杂以成之乎?然而此等艰苦经营,其出于谁何人、谁几人之手?则姓名泯灭,无可考矣。孔子更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论语》前十篇之编成,则洵出于后生可畏者之手。孔子之言,亦信而有征矣。
 
兹再考《下论》后十篇。首《先进》: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孔子弟子分前后两批,孔子去鲁赴卫前后游者为“先进”,孔子自卫反鲁后从游者为“后进”。孔门讲学,其未用则多讲孝弟、忠信。及用之,则讲礼乐。此乃于政治、社会、教化、陶冶见大作用。前辈弟子心切用世,故于礼乐仅讲求大略。后辈弟子已值孔子晚年,用世之心已淡,而讲求礼乐则日益精详。故前辈于礼乐犹野人多质朴之气,后辈于礼乐日臻文雅,有君子之风。而孔子则有“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之慨。此见孔门学风先后转变。而孔子心情之所寄,则尤在彼不在此。故次章继之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相从于陈、蔡之门人,则全属先进。先进中有未从孔子出游,而先孔子卒者。有从归而先卒,或者出仕,未能常相聚于孔子之门者。于是继之以孔门四科之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所举其成材者之名字,惟最后文学一科,游、夏两人为后进,其前三科则皆属先进。则孔子之心所重,其偏在先进尤可知。故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是则孔子屡常夜梦周公,逮其不梦,乃自叹精力之衰。斯其有志用世,亦可谓情见乎辞矣。
 
《在陈绝粮图》
 
然孔子又曰:君子不器。
 
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人生在世,不能离群犹为一人,必在群中为一人,曰孝弟,曰忠信,曰礼乐,皆在群中为人,即“为己之学”者。只求完成其己,不求供人使用。器则供人使用,又乌得为君子?孔子晚年最称颜渊,曰: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当知为用世,则须行使出你那一套道来。世不用你,则须把你一套道好好藏起。如此则无论用、舍,总是好好完成了你一己,此之谓“为己之学”。孔子又称子贡曰:“汝器也”。问:“何器”?曰:“瑚琏之器。”此乃宗庙宝器,虽亦是器,然亦不能随便使用。故孔子教人为己,为君子。君者,群也。只在教你为群中一理想人。人人为群中一理想人,则此群亦自为一理想群。修己、齐家、治国、平天下,吾道一以贯之,即在此。故孔门之学,乃人人“为己”之学,亦即人人“为群”之学。舍却己,何有群?但舍却群,又何有己?故孔门之学,在道义上,则人人为己,亦为群。但在功利上,则人人无己,亦无群。舍之则藏,岂不亦无了群,但仍有一后世之群在。后生可畏,斯即在后世群中矣。
 
       孔子生平只以斯道修己,只以斯道教人,何尝有意自我表现来。及其晚年,知道不行,乃写了一部《春秋》。但《春秋》亦只是记录了前世人群事,何尝有志在自我表现上。孔子教人语,只由其受教者各自记录,孔子自己却从不曾亲写下一语。其受教者,同时不仅只记录了孔子语,又记录了一些同学间之语。如颜渊是当时同学中最受尊崇之一人,凡颜渊语,记录在《论语》中的,并非颜渊自有他的学生把来记录了;都是由其同时同学记录下来,亦同样流传在孔门之再传、三传弟子中;而亦把来编入《论语》。而孔门的后进弟子,则与先进不同。孔子死后,他们各自开门授徒,从事教育工作,但他们都不是讲他们自己的一套,却都在讲他们先师孔子的一套;把他们记录下的孔子语来教。当然他们也不免有些自己的话,给弟子记录下,但真是少之又少,在今《论语》中亦有编入。实也不能算是他们话,只是他们在辗转代达孔子话。至于第三代以下,则更少语言流传,亦全不见于《论语》书中。但《论语》一书,却全由此辈不知姓名、全无语言传下的人编制而成。而其编制此书,又极寓深义。即如举《上论》首篇《学而》之前四章,下论首篇《先进》之前三章,其中寓义甚深,已可见其梗概。今不知“先进后进”一章,以及“四科十哲”之记录,果出于何人之手?然其流传讨论,以及编制于《下论》之第一篇之首,则必出于师承孔门后进之后学,则断无可疑。抑且《上论》首《学而》篇,次即《为政》篇,则孔子平日讲学精神所在,不待《下论》之《先进篇》,已在《上论》中亦早显见矣。此又见《论语》一书编纂之精心。果使孔门无后进,其先进弟子无分别为师道作宜扬,则孔子仲尼之姓名,亦可在若存若亡之境。而何有其在后世之至圣先师之尊严地位,得以常深存显耀于吾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年来之人人心中,而成为吾中华文化传统一共同理想向往目标之一境界之存在乎?
 
四、
 
      《论语》一书,自西汉以来,已成为吾中国读书人一部人人必读书。孔子则成为吾中国共尊之至圣先师。直至于晚清之末两千年无变。非无其他书可读,然必其书近于《论语》,与《论语》可以声息相通,肝胆相照,追随《论语》在同一道路上,则其书受读之范围必更广。亦非无其他人可尊,然其人亦必能与孔子声息相通,肝胆相照,追随孔子在同一道路上,则其人受敬之程度必更高。中国人几成为孔子之化身,孔子则成为中国人之缩影。换言之,孔子乃成为五千年来中国人一样品。孔子与中国民族、中国文化,几乎一而三,三而一。居今而论,中国民族、中国文化,舍孔子则几乎无从说起。
 
       然此实吾中国人自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一大共业,一相与天成此一现象。否则孔子一人,乃及其及门之七十弟子,又于其此下再传、三传,以至五传、六传之孔门后人,相与天成此《论语》一书者,又谁欤能具此力量,使此下两千五百年之中国人,必共读此书,共尊此人,创此形势,以为驱迫,而无敢违逆。孟子曰:“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惟孔子为能发掘出在其前两千五百年来中国人之心之同然,又能引申起此下两千五百年来中国人心之同然,如此而已。故中国民族生命文化大统,乃中国人之人心同然之一种共业,而孔子特为其代表,如是而已。今以最显见者言之,中国民族生命,绵亘五千年,以迄于今,并世各民族,皆无与伦比。当前中国人已达十亿之多,其他各民族亦无与伦比。即此一端,已见中国文化成就,至少有一独出并世各民族之上之一显例。其群已至悠久至广大,则生于其群之内者,必有所满足,而可无他求矣。
 
五、
 
       然而挽近一百年来,西化东渐,而人心大变。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实则为“西化”运动。回顾以往五千年,乃全无一是。论其政治,则曰“帝王专制”。论其社会,则曰“贵族封建”。论其思想,则曰“顽固守旧”。论其为犁庭扫穴之功,则罪魁祸首惟孔子一人。批孔、反孔、打倒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之首要任务,而废止汉字等次之。然而凡吾当身,乃及吾父吾祖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经历,乃使吾国人仍归于途穷而思反,乃复有“复兴文化”之呼声,以及重再尊孔子之口号。
 
      具实回顾中国史,孔子以前,孟子已言之,有圣人之“任”、之“清”、之“和”,伊尹、伯夷、柳下惠三圣之品格各别。即孔子自言,亦曰“窃比吾于老彭”,未尝谓己之独出于前人也。孔子之卒,即有墨翟、杨朱、庄周、老聃,以及其他先秦诸子,百家群起而反孔子。尔汉以下,惟老聃犹能与孔子相抗衡。而印度佛教东来,下及唐代,几乎释迦、老聃与孔子如鼎足之三立。而老、释两家,亦下迄今世而仍在。即论孔门,孔子生前已有“先进”“后进”之异。战国之时,儒分为八。而孟、荀相异,尤为后人所熟知。两汉以下,儒学定于一尊,而有汉儒,有宋儒,又有清儒之求由宋而反汉。则在儒学一系统内,亦复有门户派别,种种分歧。则一部中国思想史,乃可谓是一部自由思想史。经、史、子、集一切著作,皆可寻证。由于时代之变,自今已往,复有欧西文化之参入,此亦顺理成章,又何足多异!惟当今之世,如何来做一像样的中国人?此始是问题所在。若必谓须打倒传统,与五千年来中国人相隔绝,故须取消中国人旧样品孔子,来重新做人,则此事体大,该有郑重时讨论之余地。
 
       今再扩而言之。印度有释迦,西欧有耶稣,与中国有孔子,此三人实为举世人类中普遍最受人信仰崇奉之三人。穆罕穆德则较耶稣更后起,其受信仰之范围亦更狭。惟佛教在印度久已衰歇,而其流传在中国者,则日益滋盛,至今未已。而回教亦日在中国生根。最近百年来,耶教在中国亦骤盛。余曾游韩国与日本,此两国受中国文化陶冶深,至今两国内多信奉孔子、释迦,而耶、回势力则几乎无有,还不能与在中国者相比。此见中国人气量大,心胸宽,好学精深,喜有朋,易于接受新事物,新风气,而能和平相处;尤能融为一炉,调剂融合,使不见有冲突。孔子之能会通羲、农、黄帝、唐虞、夏商周三代,而使两千五百年来之中国文化完成为一体,而传之此下之中国,其功正在此。故曰:“孔子何尝师之有”。是则孔子不自外为一中国人。何以今日吾国人则必排除孔子,乃始得为此下一中国人?抑或必排除为一中国人,乃始护为此下世界中一人?则我尚未见有能深阐此义,以告国人者。而批孔、排孔之风,在百年之内,有若是之张狂,则诚难以叙述也。
 
       今国人好言“人生”。惟人生当分两方面:一曰“生活”,一曰“生命”。两者间,实有甚大之不同。”生活“仅是其手段,而”生命“则是其目的。专就文学言,西方文学重在人的生活方面之叙述,而中国文学则更重在人的生命方面之表达。再论夫妇与家庭,西方亦以生活为重,而中国则更重要在于生命之意义与价值。今再论三大教主,释迦佛教则轻视生命,谓惟生、老、病、死四苦,而教人以清净寂灭、求得涅槃为宗旨。耶稣则以原始罪恶论,教人信上帝、以死后灵魂得以重归天堂为终极。此两教同是轻视人之生活,而连带忽视及于人之生命者。惟孔子能不忽视生活,而更重视其生命,令生命不即身而止。上有父母,下有子女,父传子,子传孙,以至于无穷,而相互抟成一民族之大生命,直迄于今。中国民族生命绵亘五千年,而有十亿人之多,孔子立教之功,亦端在此。至于西方科学,则影响于人之生活方面者为多,即使继涨增高,最近将来人类可达于纯机器之生活,又使其能从地面生活扩大推至太空生活,要之,不脱身体生活之一面。故西方科学虽日盛,终不放弃宗教,即其有关生命一面者。今吾国人慕效西方生活,提倡科学,亦又何必排斥孔子?此诚无以自圆其说者。
 
       然继今以往,吾国人纵仍慕效西化,一心追随西方之科学人生;而牺牲生命,以务求生活之改进,则总非计之得者。古今中外,乃至千百世以下,亦宁有不孝、不弟、不忠、不信、无礼、无乐而可有大群善良之人生?大群人生既破坏,私人生活又何从得改进?惟夫妇家庭,乃为人群政治社会一切建筑之基础。亦惟孝弟、忠信、礼乐,斯继今人类乃始有太平同之望。而岂财富武力之所能预!则孔子之教,诚有其不可忽视者,其惟吾国人善反之于己心,而一加思焉;则道不在远,而即在方寸之间矣。孔子即在吾心,又何争辩之需哉!(本文录自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钱穆先生著《劝读论语和论语读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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