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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原校长孙震: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有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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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原校长孙震: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有可持续的发展

时间:2016-12-22 16:05 | 来源:在谦文化| 作者: 孙震

来源:凤凰国学
转载自儒家
演讲者:孙震  


著名经济学家、台湾大学原校长孙震教授在首届中华儒商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导读:12月10日,首届中华儒商论坛在上海开幕,著名经济学家、台湾大学原校长孙震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认为发扬儒商伦理才是世界经济的治本之道,回归中华文化才有可持续的发展。儒家伦理已溶入中华商业文明,中华儒商伦理就是儒家伦理。以下为孙震教授致辞全文:
   
       世界经济发展可分传统停滞时代和现代成长时代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区别在于有没有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
 
       传统停滞时代偶发的技术进步使劳动生产力提高,社会的总产值和人均产值增加,然而人口随之增加,使人均产值重回原来水平。
 
       18世纪后半,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技术进步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支持下,取得连续的性质,总产值与人均产值持续增加,使世界进入现代成长时代,通过全球化,普及世界各地。
 
       皮凯第(Thomas Piketty)2014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公元1-1700年为传统停滞时代,世界总产值和人口的平均年增加率都是0.1%,人均产值的增加率为零。1700-2012年现代成长时代,世界总产值的平均年增加率为1.6%,人口增加率为0.8%,人均产值的增加率也是0.8%。
 
       儒家思想产生于两千五百多年前,我国传统停滞时代。由于缺少持续的技术进步,人均产值不增加,个人追求财富不会使社会富有,全体人民的福祉来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要想达成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必须每个人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所以儒家重视伦理而非财富,重视责任而非权利。
 
       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力提高,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孔子并不排斥商人,他的得意弟子子贡就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孟子也不反商,他只是反对以不公平手段竞争、垄断市利的商人。不过他们对于从商也未加以鼓励。自汉至宋,儒家思想对商业和商人大体保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宋代大儒朱熹认为经商致富足以害道。明代王阳明说,治生“不可以之为首务,徒起营利之心。”
 
       这种态度有几点重要的意义:(1)传统停滞时代技术缺少连续进步,个人追求财富不会使财富增加,徒然引起冲突,破坏和谐与安定。(2)食是人生最重要的需要,“民以食为天”,封闭社会必须维持足够的农业人口,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3)引导菁英人才进入政府,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实现一定技术水平下最大的产值。(4)不是很了解商业改变商品供应的时间和空间,提高效用,创造增加的价值,也是一种生产事业。
 
       15、16世纪农业生产力提高,人口增加,仕途壅塞,众多士子“弃儒入贾”,本着儒家的伦理做生意,形成以晋商和徽商为代表的儒商。明清儒商的经营理念有以下几个特色:(1)崇尚诚信,以义制利,义中取利。(2)赚了钱买土地,“以末致富,以本守之。”(3)重视子女教育,希望考取功名,光耀门楣。(4)多做公益,照顾乡里。
 
      工业革命带领世界经济进入现代成长时代,个人追求财富可以促进经济成长。因此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说:“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冥冥中好像有只看不见的手,带领我们达成社会全体的利益,而且比蓄意达成社会的利益更有效率。”因为生产是创造增加的价值。个人为了追求自利,从事生产,他创造的增加价值越多,社会的总产值增加就越多,他的利润也越多。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一致,为个人追求财富取得道德上的正当性。
 
       史密斯认为人的自利之心虽然强烈,但是常受理性、原则和良心的节制,不会做出不义的事。他在《国富论》中,则认为自由竞争可以节制个人不义的行动。
 
       过去二百多年,进入现代成长时代的各国经济,大致依循创造价值,促进成长,累积资本,提升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基调进行,使世界达到前所未有的富裕。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相继对外开放,加入世界市场,继而苏联瓦解,东欧共产主义崩溃;拉丁美洲国家放弃进口代替,改采出口扩张政策,使世界进入全面全球化阶段。
 
       全面全球化带来商品价格稳定,鼓励了各国中央银行放宽货币供给,使货币数量增加,利率下降,资产价格上涨。吸引资金从商品市场转向资产市场,从生产性投资转向金融性投资,从创造价值转向追求利润,日益背离资本主义自利和公益一致的理想。
 
      利率接近零而经济少见起色,显示投资的边际效率低,储蓄大于投资,使经济趋于萎缩。不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不能振衰起敝,反而导致资金泛滥,负债膨胀,也使全面全球化所加深的所得与财富分配不均,更形恶化。
 
       今年11月19日,报载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救经济不能靠西药,要用中药,因为西药只是治标,中药才能治本。”他又说,要采长期疗法,埋下成功的种子,才能使全球经济从L型最后成为U型。
 
      郭先生一语道破当前世界经济的症结。多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采取凯恩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只有使世界经济带病延年。更严重的是在当前民主政治制度下,民选的政治领袖不能等待长期政策发生效果,坐视经济出现衰退,只好饮鸩止渴,把日益恶化的问题留给下任政府。
 
      短期政策解决不了长期的问题,只有治丝而益棼,使问题更复杂。根本之图在于回到我国儒家的伦理,让义在利的前面。司马迁在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这种精神就深存在儒商的伦理之中。必须加以发扬光大。资本主义并非因为追求自利导致现代成长。德国的经济史学家麦克斯·韦伯(Max Weber)说:贪得无餍,自古皆然,并未促成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反而是有节制的追求自利的结果。过去在传统停滞时代,经商赚了钱买田地,教育子女进入仕途。进入现代成长时代,经商本身就是安身立命之道,而且早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石。
 
      儒商伦理包含了儒家传统的四个德目。一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仁是人的善良之心的体现。企业经营的事业必须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贡献,不是只顾自己赚钱,赚钱必须来自创造的价值。二是义。韩愈说:“行而宜之之谓义。”义就是做对的事,最低的要求是不可损人利己,还要进一步帮助别人;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善尽社会责任。三是诚。诚是表里如一,不欺人也不自欺。四是信。信是说到做到。孔子说:“信则人任焉。”说到做到,别人才会信任我们。
  
       现代成长时代的西方文化,追求自利,放纵物欲,扩充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不顾他人。科技不断进步,逐步解除大自然给我们的限制;经济不断成长,逐步解除物质给我们的限制;政治民主、社会多元,逐步解除制度给我们的限制。我们自我膨胀,无所敬畏,不知节制,终将造成各种天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灾害,反过来伤害我们,限制我们。
 
       我们应以儒商为现代社会的中流砥柱,回归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节制物欲,让伦理在利益前面,责任在权利前面,约束自我在自由前面,世界才会有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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