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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读经自学成才的史学大师陈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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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读经自学成才的史学大师陈垣

时间:2016-09-08 15:25 | 来源:海外读经| 作者: 陈智超口述

陈垣 
陈垣 
 
        “史观陈寅恪,史法援庵老”,与陈寅恪齐名的陈垣生于广东新会。早年参加革命,见证辛亥风云;后长居北京,专注学术,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被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认为是“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其子陈乐素、孙陈智超,亦承家学事史,于史学亦颇有建树,陈氏三代治史成美谈。
 
  “励耘学谱—陈垣三代学术人生”系列由陈智超先生口述祖父的学术思想及人生经历、生活交往等,兼及其父陈乐素先生和他本人的学术、生活等,披露大量第一手资料。通过口述的形式,再现陈垣及其后辈的学术人生。通过这一口述系列,我们希望能部分还原中国近现代的文化生态,读者诸君亦可得窥中国文化之厚重与悠远。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我祖父陈垣的一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其一,他是一位大史学家。他被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上世纪二十年代与王国维齐名,上世纪三十年代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其二,他是一位大教育家。从教时间七十四年,其中担任大学校长长达四十六年之久。其三,他还是一名炽热的爱国者。
 
        兼祧两房

  祖父是1880年(清光绪六年)11月12日在广东新会县棠下镇石头乡出生的。石头乡今已划归江门市蓬江区,新会也成为江门的一个市辖区。六岁前,祖父一直生活在新会石头乡。
 
  祖父中年时曾赋诗回忆儿时与堂姐共食酸姜的情景:“久别容颜异往朝,儿时旧事未全消。不知姜性酸仍辣,持向檐前雨水浇。”还有几句注文:“儿时在四宅旧屋与莲姐共食酸姜,辣甚,则持向檐前雨水浇之。”
 
  祖父陈垣出生在一个药材商人的家庭,创业者是他的祖父海学(1811-1878年,名社松)。海学二十六岁那年(1836年)以贩卖新会特产陈皮起家,后来扩大为经营药材,在广州城晏公街租下闽漳会馆旧址,开设“松记”店。道光十七年(1837年)改店名为“陈信义”。店铺门联为“信人所任,义事之宜”,家族堂名为“陈宁远堂”,取“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之意。海学是陈氏家族药材生意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海学共有9个儿子,在旧中国,生女儿不会登载在家谱上,我不相信他生下来的9个孩子都是男子,应该还有女儿。这9个儿子基本上都是继承父业,经营药材,将陈信义行的经营范围扩大至香港、上海天津重庆、湛江、海口、新加坡等地。
 
  维启是海学的第五个儿子。祖父在上世纪40年代曾为湖南湘潭宁姓朋友《锄耕图》手卷题诗两首,第一首为:“两世论交话有因,湘潭烟树记前闻。寒宗也是农家子,书屋而今号励耘。”并自注云:“吾先人在湘潭办茶。先父名田,号励耘。”可知维启除经营药材外,还曾远赴湖南湘潭县采办过茶叶。
 
  陈垣先生是维启的大儿子。之后维启的妻子周氏又接连生了4个女儿,中间还有一个儿子,但是夭折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维启的三兄维举(名满年)去世。维举比维启大两岁,死时年仅三十三岁。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在过去,一个人死时没有儿子是最大的憾事,维启、维举在九兄弟中感情最好,于是维启将自己的儿子过继与三兄;又因为维启当时只有一个儿子(在祖父十五岁时,他的弟弟才出生,大名宗强,后改名国键),按照宗族家法,祖父当时“兼祧两房”(三房、五房)。
 
  祖父过继与三房后就与三房曾祖母李氏一同生活。当时他只有五岁,恋母之情使他常常先在三房过继母亲处吃几口,然后又偷跑回五房亲生母亲那里吃饭。好在三房在第一排,五房在第二排,两家隔得很近,往返也很方便。祖父的生母活到七十六岁,过继母亲李氏一直活到九十岁。
  
        少不喜八股,而好泛览

  1885年,曾祖父维启就将五岁的祖父从新会带到广州。一年后,祖父便进入私塾学习。他五六十岁时还能清楚地记得每年所念私塾的业师、地址和课程内容。出生在这样一个商人家庭,祖父能成为家族第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并在以后取得学术上的杰出成就,得益于曾祖父维启的支持。
 
  当时的私塾,经过启蒙阶段后,就是学习“四书”“五经”。祖父十二岁的时候,偶然在私塾老师书架上发现张之洞著的《书目答问》。据他回忆,“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第二年,他又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眼界大开后,便不满足于只学习儒家经典,而是广泛阅读所能看到的书,尤其是史籍。
 
  十四岁时,广州发生大疫,学馆解散,祖父回忆道:“因此不用学习科举的八股文,所以有时间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在三年时间里读了不少书,打下初步基础。”(《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
 
  当时有些长辈认为他读《四书》《五经》以外的“杂书”是不务正业,曾祖父维启力排众议,支持他买书、读书。祖父多年后在家书中深情回忆说:“余少不喜八股,而好泛览。长老许之者夸为能读大书,其非之者则诃为好读杂书,余不顾也。幸先君子不加督责,且购书无吝,故能纵其所欲。”又说:“余始稍稍寻求读书门径。幸先君子放任,尽力供给书籍。今得一知半解,皆赖先君子之卓识有以启之也。”
 
  他十六岁那年,买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了曾祖父一百多两银子。此外,花八两银子买了《四库全书总目》;花七两银子买了《十三经注疏》;花十三两银子买了《皇清经解》等等。维启别号励耘,祖父后来把自己的书斋命名“励耘书屋”,刻的书名为《励耘书屋丛刻》,表达了他对父亲的怀念。
  
        代作中举自己却落榜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曾祖父花了八两银子,为祖父买了一个监生资格,使他可以跳过童试阶段,直接到北京参加录取名额较多的顺天乡试。
 
  祖父那年十七岁,从广东只身来到北京,住在新会会馆。北京有新老两家新会会馆,他住在新的会馆,梁启超也在那里住过,相当于招待所,有些没带家眷的新会籍京官也住在会馆。当时有个叫伍叔葆的老乡也住在会馆,他是老翰林,问祖父问题,他都能对答如流,老翰林很欣赏这位小老乡。
 
  祖父踌躇满志,考试时放笔为文。考完试出来,那位老翰林就问他考得怎么样?祖父很得意,自认为必中无疑,告诉老翰林试题以及他如何作答。老翰林点点头也没说话。结果榜单公布名落孙山,这对他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近半个世纪以后,祖父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榜发下第。出京时重阳已过,朔风凛烈,叔葆先生远送至京榆路起点之马家铺。”临别之际,老翰林指点他:“你的文章不合八股程式,如果不改,再考十次也不会中举。”这话深深刺激了他———“虽感其厚意,然颇以为耻”。
 
  回到广州后,他开始一面用心学八股,一面教书。当时还没有新式的小学,十八岁的他就当蒙馆老师,用教书收入来维持生活,再也不要家庭供养。同时,他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前十科乡试、会试中试的试卷买来全读了一遍,“取其学有根柢,与已性相近者”,反复筛选,“得文百篇,以为模范。揣摩其法度格调,间日试作,佐以平日之书卷议论,年余而技粗成。”
 
  就这样过了两年,他小试牛刀,参加县试、府试,中了秀才,得了一个廪生的资格。后来祖父填写学历的时候,他都写的是前清廪生。
 
  同年,他到开封参加“光绪帝三旬万寿恩科”的补试,这次考试前曾有一位姓甄的同乡请他代考,他想自己写作快,便答应下来。考试时,他写了两篇文章,给了同乡一篇。谁想到发榜之日,同乡因他代作的文章而中了举人,自己却再次落败。他后来回忆:给别人写的那篇文章,根本没下工夫,非常普通;而自己的文章却是动了脑筋,下了工夫,但因思想独特,不合考官口味。自此,祖父放弃参加科举的仕进之路,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不过这两年的功夫也没白费,他认为“得到一些读书的办法,逐渐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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