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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财贵教授东林寺第六讲—新儒家的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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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财贵教授东林寺第六讲—新儒家的志业

时间:2016-08-20 16:57 | 来源:东林寺| 作者: 王财贵

 


 

 

儒家的志业

 

时间:2009年8月29日
地点:庐山东林寺
主讲人王财贵
修订:王财贵(2014/11/02)修毕
 
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我讲的第六堂课,也是这期课程的最后一次。我们的研习会即将结束,很恭喜各位学员这么好学,这么辛苦地在这里学习了这么久。大家的精神都很可敬佩。

        本次六堂课程,首先两堂是讲读经教育,后面三堂讲儒释道三家的基本观念,尤其偏重在儒家,因为我课程本来安排的就是以《论语》为主。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讲儒家的议题,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新儒家的志业”──新儒家的“志”與“业”。

什么是儒家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新儒家”。要了解新儒家,我们先要了解儒家。什么叫儒家,本来似乎是不必再说明了,但是为什么儒家可以加上这个“新”字?我们很少听说新道家、也比较少听说新佛家;新儒家,加一个新字,这跟儒家的性格有关,也跟儒家的基本学问有关。因为有些学问不必、也不能加上“新”这一个字,但有些学问可以,甚至是必须的,而儒家就属于可以加上新这个字的一种学说或学派。在这一观点上,我们似乎还要对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特质再说明一下。

什么叫做儒家?上一次我们己经说明过了,儒家对人生最基本的认识是道德意识,儒家是从人的道德意识而建立的,所以以后如果要分判谁是儒家、谁不是儒家,可以用它是不是以道德意识为基础来讲学、做人而分判。如果是,那就是儒家,如果不是,那就不是儒家。乃至于要分判儒学传统里的学者,要分判这些儒者的派别,他们的远近亲疏、乃至于高下,最好的分判标准就是看他对道德意识的把握如何、把握得精到不精到。把握得精到,就可以说是正宗,把握得不精到的,就是别宗。

牟宗三先生在分析宋明理学之分派的时候,他判定陆王一派是正宗,程伊川、朱熹这一派是别子──叫做“别子为宗”。有些人认为牟先生对朱子判得不公平,竟然把朱子判在正宗之外,就问牟先生是不是跟朱子有仇?牟先生哈哈大笑,说我跟朱子有什么仇呢?学问是理性的事,怎可感情用事呢?只不过是在历史上,学者之间常因见地不同而起争辩,所以我们后人应该给他们一个评判。凭什么来评判呢?就是回归、追溯到这一门学问的最基本的观念,来看哪一个派别对基本观念把握得最紧、最切。把握得最紧、最切的,就是正宗,把握得没有那么地道的,那当然就是别宗了。

其实牟先生对陆王跟程朱的分判,我后来发现,也并不是牟先生独自的发明,王阳明早就有这种判法了。阳明曾说“ 某于良知之说,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什么叫做滴骨血?古时候科学还不发达,没有DNA血统鉴定的技术,因此古人用“滴骨血”的方法,来鉴定子孙是不是祖先直传的本族、本宗。比如说有人对一座坟墓起争论,有人说这是我的祖先,有人说这是他的祖先,两家起争论了,要来判定哪一家人才是这座祖坟的子孙,这时候就把坟墓里面的白骨拿出来,刺破这些子孙的皮肤,把血滴到白骨上。如果血滴到白骨上,能够渗透到白骨里面、被白骨吸收,那么就代表他们是同宗;如果这个血不被白骨吸收,流到旁边去了,那就不是同宗。王阳明说我这一点良知,就是千圣相传滴骨血,意思就是说,阳明对自己所讲良知之教很有自信,认为这就是古圣先贤相传的“正宗”。

当然每一个后代的儒者,往往都认为自己就是孔孟的真传,这也是人之常情。那我们要如何判定阳明这句话讲的是合理的呢,还是自我的认定而已?这时候就要回归儒家的基本原理──看它是不是从道德意识来立教。

笼统地说,程、朱、陆、王都是儒家,都是讲道德,都是德行之教,只是对儒家基本意识──道德意识──把握得真切不真切的差别。王阳明的良知之教与陆象山说的先立乎其大,是属于“心即理”的系统,而心即理是继承孟子而来的传统;所以阳明说自己是正宗,这句话是可信的。至于别宗,别宗也是宗,它或许另外开其他的学问、另外有其他学问的价值。如程、朱对儒家道德意识把握得虽然不真切,他们在教化上、在教育上,也有很大的贡献,牟先生说他们是“别教”,并没有一笔抹杀它的价值,但毕竟不是正宗。

话再说回来,从道德意识这一点,能够立出什么教呢?道德意识是一种超越的意识,这一种超越的意识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人性光明的一面。人性的光明一面,来自于超越界,我们现实的生命能够遵从天德天理而行,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就是所谓的道德意识;明明德就是明这个道德意识;在明明德则是使道德意识切实地在自己的生命中,念兹在兹,随时不仅是体会,而且力行实践──这就是儒家之教。

“在明明德”,我们可以说是自我的修养,这叫内圣;下一句“在亲民”,是谓外王。为什么能够亲民呢?因为既然意识到道德的意义了,而这个意识又是超越的、无限的意识,无限的意识就不限于自己本身,它必定扩充为仁民爱物。民物的范围是无限的,所以从齐家到治国的往外开拓乃至尽物之性而与天地参,也是无限的。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才真正地完成了那一点所谓的道德意识。

道德意识这么大的范围、无穷无尽的内涵,都在我的道德意识里,道德之心意像泉水一样不停地涌现。孟子所谓“泉源滚滚,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有本者如是。”一个真正从道德而行的人,他就好像泉水一样,泉源滚滚,一直涌现一直涌现,不舍昼夜,白天晚上,不停地涌出。盈科而后进──“科”就是坑洞、低洼的地方──泉水遇到低洼的地方,虽然一时前进不了,但只要泉水一直涌现,它必定把低洼的地方完全填满,叫做盈科。盈了这个科它还是一直往前进,放乎四海,一直流到海里。这就是道德心的无限。如果像这样子,就可以从内圣讲到外王。内圣必定包含外王,内圣而不包含外王,这个内圣就不满足,所以假如了解道德,讲一个内圣也就够了。

内圣必定包含外王,所以这个外王是有根的,有特定意义的,它不只是立大功、建大业而已。外王的立大功、建大业是以内圣为基础的功业,必定来自于道德的要求,而返回道德的功业;所以不是所有历史上改朝换代建国君民的事业,都是儒家理想中的外王事业,只有从道德而建立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它才真的叫做外王。有些英雄打天下,并不是道德的,甚至是违反道德的,他们纵使做得再轰轰烈烈,对于人间、对于世界,也并没有良好的贡献,只是在残害苍生。所以儒家一定要从道德意识说起,而从道德意识的一小点,说到最后盖天盖地;小自为人处事,大至治国平天下,一切的基础都来自于道德意识。

儒家的道德是通过意识而有的,或说,必须是通过意识的自觉而自己决定的。所以这里有两个“自jué”,第一是自己觉醒这个自“觉”;第二是自我觉醒以后,他会自我“决”定。自觉而自决,自我觉醒就是自我决定。不管是修身还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有的德业都来自于自觉,都随时在自觉中,都回归于自觉。这个自觉而自决,用康德的哲学来说,就是“实践理性”的发皇光大。

道德是来自于自我的觉醒、自我的决定。一个人表面上做了善事,如果善事并不是来自于他的自我决定,那么这个善的价值就减弱了,甚至不可以称作善。这个自我觉醒、自我决定又从哪里来呢?是理性的自我决定。所以我们说儒家的学问是完全理性化的学问,因为它是从理性的正面说的、从理性的正面建立的学问。它遵崇理性而行,这跟其他的学问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有些时候也很敬佩西方基督教之类一神教的教徒,他们非常有爱心,常常做社会的服务工作,也做了许多的教育工作、许多的善事,但是他们为善的根本理由和儒家是不一样的。如果问西方的宗教徒何以为善,他们会说我们是为了荣耀上帝,或说我们是受了上帝的启示,所以我们要为善。在康德来看,这种善是“有条件”的善。不管那条件是来自于现实的条件,还是来自于超越的条件,总之如果不是由自我的道德意识而行,都是有条件的善,有条件的善就不是道德的善。当然这样说是很严格的,我们也并不一定要这么严格,这么严格的话,天下的善事就很少了。所以一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讲到这么精细,否则谁还肯为善呢!但是讨论学问不能不讨论到这么精细,要真正的做儒家工夫,不能不认识得这么精细。

道德的善的行为一定是出自于“自由的意志”,这是康德对于善的规定。所谓自由的意志就是没有任何条件所决定的意志。如果有任何条件参杂进来,他的善就不是道德的,也就不是真的善。所以我们刚才说宗教徒的善,如果是由于宗教的启示而为,就不是真的善。佛教也说,真正的布施是自决的舍离,而不是为了功德而布施。为善的本质在于无条件的意志,无条件的意志就是意志之自律──自己规定自己。我们举目普天之下,盱衡古往今来,只有儒家讲的善符合康德对于善的规定──自觉──自己觉悟自己、自决──自己决定自己、自律──自己规范自己──这叫做完全理性化。

中国对佛教的吸收

在这个完全理性化的生命当中,对内圣与外王起了向往与追求的生命,他除了以道德为人生的目的以外,他要有事功,他必须德才兼备。所以,道德意识必会引申出一种人生态度,就是好学。牟先生说“道德的世界必包含知识的世界”,理性化的生命,一定是好学的,如果一个不好学的人,怎么能说他的道德是高尚的呢?所以孔子一生的教育最重要的是教人好学,学问是理性人类理性的成就,好学是理性自我的决定。人类理性的内涵无穷,理性的成就是多方的,凡是属于理性的成就都是我们应该尊敬、应该学习、应该发扬的。所以孔子并没有规定我们只能跟他一个人学。如果有一个人说你只能把我当老师,你拜我为师之后,再去跟别人学,你就是叛徒、欺师灭祖;这便不合孔子之教。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又说“见贤思齐焉”、“三人行必有我师”……都是表示人类理性有其无限的开拓的可能,要通过诚恳的学习。所以儒家好学,尊重一切理性的成就。

中国古人受了孔子的教导而表现了好学的精神,这在历史上已经有了验证,而且不仅是一个人的好学,而是整个民族的好学。比如中国本来有儒、道两家,后来佛教传到中国来,中国人看到这些外来的修行人,他们有智慧、有学问、有功夫,中国读书人并不会因为他们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或思想不同,就起排斥。中国人也尊重他们,甚至以他们为师,跟他们学习;乃至于把他们所带来的经典都翻译过来。每翻译一本,就研究一本,用这个方式,将印度佛学所有的学派都学进来。所以印度原有的学派,中国都有。后来越传越久,对于佛教的理论越研究越深,到了最后,有人读书读到没有书可以读,问题问到没有人可以问,像玄奘,玄奘他主要是研究唯识学,中国已经有关于唯识学经典的翻译,他大概都读过了;而心中还有问题,中国的这些书籍,以及中国的这些和尚,并不能够完全解答,所以他就发心西天取经。什么叫取经?就是把真正的学问带回到本国来。所以玄奘不辞千辛万苦,从贞观二年到贞观十九年总共出国十七年,历尽万死千生,终于把六千卷佛经带回中国,开始翻译。当时唐太宗替他建立了译场,敕令他翻译佛经。这个翻译是非常认真的,怎么认真呢?并不是由玄奘一个人翻译、也不是指定某一个人翻译,乃是组成一个“译场”,做团体翻译:由一个懂梵文的人先把梵文读出来、再一个人口译成汉文,口译以后,再有一个人笔受──口译时用的是白话,记录时,将口译的口语以文章的形式写下来,也就是写成文言文,叫做笔受──笔受以后,文章还不一定很通顺,要有文学素养更高的人来润饰,让它也具有文学之美。最后由玄奘审核过,才定稿。玄奘还亲自讲授,带着大家研习,顺便看看有没有地方须再再修改。就这样子认真地翻译,翻到唐太宗死了,唐玄宗接位,玄奘也老了。玄奘上奏玄宗,说我老了,无力气再主持翻译工作了,我要告老、要去安养了;唐玄宗说,假如你不主持,还有谁能主持?请您老还是勉强一点吧。于是玄奘就勉强地再主持下去,一直到死为止。

所以现在我们读《大藏经》,有许多经一开头,这个经题之下就记着“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我们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都应该起极大的恭敬心,因为这是以生命换来的。这一方面是佛教界的光荣,一方面我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华民族的好学精神。这种好学精神,是由孔子以来,所谆谆教诲的。作为一个儒家之徒,应该是好学的。而这个好学,不只是学我们自己本宗的学问,乃至于不只是学我们本族的学问。举凡人间世界所有理性的学问,都是一个儒者要学的学问。

中华民族就这样吸收了佛教。中华民族不只吸收了原有的佛教,也就是不只吸收印度所有的宗派──如空宗、有宗及它们的支派──中国人还自己创立了天台宗、华严宗、禅宗。中国人是这样全面的吸收了一个外来民族的高度智慧,,而且还能够发扬光大、自创宗派,而且还把佛法传到邻近的日本、韩国……现在日本影响了全世界,导致有些西方人以为禅宗是日本人开发的,这是中国人的耻辱,我们对不起祖先。
各位,像玄奘这样才叫做“留学”,我们现在的留学生,好像也是“西天取经”,但他们的精神万万不及玄奘,梁启超说玄奘是留学生的模范,他去留学,不是想去镀金,不是想要回国以后骄其国人;他是真的为了学问、为了法教而出去的。回来之后更是以整个生命奉献在学问当中,奉献在文化智慧里面。中国人吸收佛教,使隋唐以后中国的文化变成儒、释、道三家。本来的儒、道两家为什么变成儒、释、道三家?佛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为什么它也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各位,这就是源于人类之所以生生不息、人类的文明日渐昌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好学。

中西文化再度相遇

到了近代,中西文化再度相遇了。以前或者是印度人把佛教传过来,或者是中国人自己到西天取经;现在这个时代呢,不要那么辛苦了,世界交通发达、资讯发达,东西方的人,可以直接面对面。也就是说,西方文化再度传到中国来了,我们中国人可以看到西方文化了。那么请问,现在的中国人是怎么面对西方文化的?很不幸的是,今古情况不同。以前佛教传到中国来,他们这些传教的和尚,真的是有智慧、有学问的,真的是可敬的,而中国出家人,也是有智慧有诚意的好学之士。其实明朝末年西方文化刚传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也是通过基督教的传教士。这些宗教人士也都是很可敬的,不仅有学识,有情怀,他们可以为了传播他们的宗教,千辛万苦,在所不惜。西方的学问也就透过这些传教士像利玛窦一批人,逐渐传到中国来。那时候中国人跟他们接触的是又是士大夫阶级,也是有学问有情怀的人,是真正的孔门之徒。因此,西方人当时很尊重中国人,中国人也很尊重这些传教士;几年互相的文化交流,中国的读书人就学了西方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尤其是画地图的方法──乃至于医药……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交流,双方都有积极的成就。后来利玛窦回到西方,写了一本书,他赞赏中国是一个黄金的国度。互相赞叹、互相学习,本来文化的交流应该是在这个层面上,用这一种态度。

只是后来传教士来得越来越多,龙蛇混杂,有一些传教士没智慧了,太狂热了,太骄傲了,他们跟中国人说要信上帝,又说除了上帝之外,其他的神都不可以崇拜、其他的神都是魔鬼,所以要把其他的神像全部拿去烧掉。可是呢,最后发现中国人还在拜,拜什么?拜祖先。在他们眼中,祖先也是魔鬼。所以叫信徒把家里的神主牌位也拿去烧掉……烧了神像还没有关系,你烧祖先的神主牌啊!地方官发现了,紧张了,上报朝廷;于是朝廷震怒,下令驱逐所有传教士。从此不开关,传教士不准进来,叫做“闭关自守”。

清朝的这两百多年,正是西方文化、西方科学蒸蒸日上的时候。而我们中国呢,因为满清统治汉族,以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所以他们不得不用军事统治,严厉管束汉人──不仅是管束社会的次序,最重要的影响是管束读书人的思想──读书人不可以有大的志气。像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当时如果读书人说这句话是要下监牢、是要被杀头的。天下是我皇帝老子的事,怎么你读书人也说平治天下?所以不准谈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道。于是清朝的学术,就以小学为主,以文字、声韵、训诂来考据古书。哪一本书,有什么好的版本,哪一个字跟哪一个字有异同,哪一个字是哪一个字的假借,古人读错了……就研究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清朝最大成就。而清朝对于人生的理想,也可以说对于儒、释、道三家,尤其是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并没有什么贡献。

中国古人也有所谓“小学”,是幼年时要学的为人为学的基础,指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长大了,要读大学,大学是修己治人之学,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清朝所发展的“小学”,不是这种小学,是文字、声韵、训诂、校勘、考据,于是学风日渐萎靡,道心──读书人的志气日渐萎缩。学风萎靡、道心萎缩,到最后百姓就无所归向;不只百姓无所归向,朝廷也越来越不像样,所以到了最后就腐败──孟子所谓“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上无道揆” 是上层腐败,“下无法守”是下层腐败。所以满清末年就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十八、十九世纪这两百年,西方民族蒸蒸日上,中华民族则每况愈下。

这样一个上升,一个下降,相差就有四百年的差距。满清末年西方人来叩关……你不是闭关吗,我就来叩关,要敲开你的大门。为什么他们来叩关呢?为什么他们要让满清重新开关呢?他们不是要传来智慧,而是要来做生意,而且他们是用所谓的船坚炮利保护着商船商队,闯进中国来。满清被打得落花流水,只好开关,答应了西方的所有要求;当然包括传教,最主要是商业……其实就是一种势力的控制、经济的掠夺和土地的占领与瓜分。

这时候的中国人,一方面没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志气,一方面社会又是如此腐败不堪,让中国人丧失了自信……一般百姓丧失自信心还没关系,最可怕的是知识分子也丧失了自信心。因为知识分子的内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志气,他们虽然读了许多书,但是不能够了解圣贤真实的本意。所以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社会上就升起了一股崇洋的心态。政府派出了许多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没有志气,到了外国,发现外国的美好风光,对于自己的民族就更加地失望,于是才有五四。五四本来是爱国运动,而引发了文化运动,他们的表现,我称为爱国心切。这些知识分子,你不能够说他们的本意是要残害自己的民族,但是他们的心里是激切的──爱国是对的,但是心切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态度。知识分子应该有百年、千年的眼光,你怎么可以因为你当前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没落的时代,就否定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呢?这个就是心切,你的激切是有妨碍的,知识分子是不可以激切的。

一般人可能会想,民国初年的这些知识分子也是读中国书长大、也是读经长大,他们心里怎么那么容易变化?那么读经典又有何用呢?其实那时代一批激切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因为他们从年轻时代就到外国去留学,他们的人生历练还不够,就已经离开本国。尤其满清两百多年来整个学术风气,并没有真正地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本意。所以他们的心灵基础是不够的,难免有这种因为悲愤导致激切的态度。

不过虽然有这么一批激切的分子,大部分的读书人还是很老实的,都还是尽力在维护中国文化的,尤其是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五四时代的那一批名流,只不过是少数而已。但是为什么到最后,那批少数人成功了呢?这或许是天意,或许也有一些理由可说──比如刚才说他们都是留学回来的,他们所学的知识很新颖,可以唬人、把人镇住;而一般的老秀才,没有像他们的好辩、没有像他们这样见过世面,老一辈的读书人就被这些人的气焰给压下去了。另外,我说也许是天意,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居然采取这些少数人的意见,作为治国的政策,尤其是作为教育政策的标准。要知道,国民党政府的基础就是国民革命,它的原初领导人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的人品是很纯正的,不过他学问的本色还是西方的。孙中山也是留学生,所以他所用的重要人物,尤其是教育部长,就也用了留学生,他用了蔡元培,废除了中小学的读经课程,以西方的思辨与知识作为教育的主题,种下了八年之后五四运动兴起,全面以白话文为基础语文教材,而打倒传统全盘西化的种子,这不是天意吗?

我们现在讲这一段历史,并不是要抱怨,而是我们要了解当时代在变化的时候,尤其当人类的文化互相碰撞的时候,我们应当以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时代,来面对不同的文化。这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的事。如果依照孔子的教导,“见贤思齐焉”、“三人行必有我师”,依照中华民族吸收佛教的经验,我们现在面对西方文化理当如何?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以前儒、道两家变成儒、释、道三家,现在儒、释、道三家就要变成儒、释、道、西四家,如此而已。因为人类的理性无穷,人类理性所要开发的学问无穷,所以遇到理性的学问,如果是在我们已经成就的之外,它既然也是理性,而我们还没有成就,我们就应该尊重它、应该学习它,最后是应该消化它。文化的融合不是一种组合,他是一种融会、是一种贯通,所以要“消化”。所谓消化的意思就是让这些学问也变成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变成我们自己的血肉。

全盘化西

五四时代提倡一个口号叫做全盘西化,现在我提出另外一个观点,叫做“全盘化西”。我们要把西方的学问消化进来,为什么西方的学问可以消化进来?因为它也是人间的学问,也就是说它也是理性的开发。人类的理性只有一个,而且是同一个理性,理性的开发理当就拥有一切,只是理性发展的面向不同,或说是发展的层次不同。最理想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是这一个民族本身经过历史长远的发展,而把人类所有理性的内涵都开发出来。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民族到某个时代还没有开发全尽,让他再继续生存下去,照理应该可以把其他的内容都开发出来。以中华民族的好学程度,纵使没有西方文化传进来,中国人也会尽民族的本性,或说尽一个君子的本性──他应该随时自我反省,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而自己开出民主科学。所以中华民族本来应该自己开出民主科学,现在还没有开出,是还来不及开出。那西方人把这方面的学问已经开得相当丰富、相当完整,这本来应该是中华民族的福气、我们的幸运。别的民族把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来的另一面、或是另一个层次开发得这么好,我们自己民族不必以长久的历史来开发,就直接可以学习。而一个有理性的人,要学习理性的成就,照道理应该是相当简单容易的。

西方人的科学,是从逻辑数学而来。逻辑数学是人类心灵本有的东西。中国人也有逻辑、中国的学者也有逻辑,只是没有反省逻辑、没有成就“逻辑学”,所以对逻辑的研究不够精密。中国人也有数学,只不过数学没有所谓的现代化,没有符号化、没有高度的抽象化,所以数学用起来笨重、不好用。但是只要往前一转,中国人的逻辑数学就可以很快地有所成就,不仅是能够跟西方人一般的成就,乃至于可以超越西方──因为科学可以不断地有新的成就,西方人也不敢说他们已经把逻辑数学的道理都讲完满了、都讲到尽头了──科学是按照思考的道理一步一步深入的,所以要耐得住繁琐,要言必有据、行必有序。你做一项思考,讲一句话,都一定要有本有源、有根有据,一定要按照逻辑的顺序一步一步地推理。胡适之曾说,中国人是“差不多先生”,就是说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思考推理不够精密。但是做学问是不是一定不可以“差不多”呢?不然。因为人生的学问,不只有逻辑推理的一面;比如在人情世故上,有些地方就应该差不多的,郑板桥说“难得糊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在科学的研究上,你确实不可以差不多、你不可以糊涂。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面向,两种不同性质的学问,要用不同的心态来面对、来处理。胡适之完全倾向于科学,打消了其他的学问,那只是一种五四的偏激,叫“知识泛滥”,叫“科学挂帅”。即使西方人也不致于如此偏激。

西方人的科学既然是人类理性的成就,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学?学科学并不那么困难,只要我们把握到科学的精神、做好科学的教育。五四时代指出西方文化的主题是除了科学以外,还有所谓的“民主”,是不错的,什么叫做民主?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因为人类是群居,既然很多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就需要某些规范、某些次序,之后这些规范次序就渐渐地形成了有系统的制度。用这个制度来管理众人,使众人都可以在一个次序中共同生活。孙中山先生说:“治者,管理,政者,众人之事”,管理众人的事情就叫做“政治”。在人类历史中,有各种的政治制度,从原初的部落社会,到后来的贵族体制,再到所谓的专制体制,大概古来人类对于政治的处理方式,也只不过这几种。而贵族体制和专制体制基本上也能够治国,也能够处理百姓的生活,只是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政治权利的来源问题,这个问题带来“改朝换代”的麻烦,英雄逐鹿中原,天下苍生涂炭,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后来又发展了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也并不见得就是完美的,西方的政治学家洛克说,政治体制它本身是不完美的、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但是人又需要政治、不能没有制度,所以政治是“必要的恶”。只要人类群居,就要有政治、就要有制度,唯有神的民族,才可以没有政治。什么叫做神的民族?就是每个人都是神、每个人都是圣人,这样就不需要管理了。既然人间一定需要政治,人类的理性就会尽量地追求,让它接近完美。在一般的政治学家看来,民主是比较合理的政治制度,西方人完成了民主的政治,令我们大开眼界,非常羡慕。

中国古人原来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以民为贵、以民为本,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很多学者因此认为中国人本来就是有民主的思想,其实不应该这样说。中国人之以民为本、以民为贵,这可以说是“民本”,但是不可以叫做“民主”。因为“民本”,是一种观念,一种理想,而“民主”是一种“制度”,一种“轨范”。即使以民为本了,但还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就不可以叫做民主。民本、民主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差一个制度的建立。

当然,如果本来有民本、以民为贵的传统观念,要进一步形成制度,也就是把民本跟民贵的理念真正地落实在政治的体制当中,有相当的顺当性。尤其在我们看到西方的民主运作已经相当成熟的时代里,中国人如果真的理性化了,要把民本落实为民主,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中国将近一百年来,两个大党在政治上,也都在追求政治体制的清明,也都以“民主”为口号。只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还要努力的地方。

从新儒家到当代新儒家

现在西方文化最重要的两大范畴就是科学与民主。如果科学与民主是理性的,而我们说儒家内圣外王的志向,就是追求生命的完全理性化,一时或许不完整,但是有志于追求完整,所以依照儒家的内部的理想,当然一定要去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所以儒家的学问永远是活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人类的理性常在,而这个理性,是要在现实中实现的,所以它会面对每个时代、面对每一件事情,而有其有相应地、恰当地处理。所以以儒家的精神,必然会积极地面对他当前的时代。时代不同,针对不同的问题会有不同的处置。但儒家的核心精神──君子之德──是不变的。孔子说“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个所因处,就是他核心的观念,而核心是不变的,改变的只有处理现实事物的方式。

面对各种不同的时代,儒家都有他恰当的作用。先秦儒家有先秦儒家的见地,立下千古典范与规模,这是儒家的第一期发展。后来经过秦始皇的破坏,到了汉朝的应用,又经过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消沉──魏晋南北朝中国人主要的学问转向道家;隋唐则是佛学的时代──到了宋明,儒家又一度复兴,宋明的复兴儒家,是经过魏晋的道家以及隋唐的佛家的洗礼,或说经过它们的刺激、提醒而对于儒学有更进一步的发扬。宋明儒学是儒学新的成就,因此又被称为新儒学。

宋明以后,历经清朝乃至于民国五四运动以来,一再没落。但是在五四运动的同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这么地激切、都要全盘西化,当时民间还保留了真正的具有儒家的基本精神的人,这一种人,在举世滔滔之中,一面坚守儒家的基本精神方向,一面面对千古以来未曾有的世局变化,而苦心积虑为中华民族找寻当代应该有的方向,“誓此身心,奉诸先圣”,真所谓孤臣孽子,一线不絶。这一批人也叫做新儒家──为了区别于宋明新儒家,西方人称为“当代新儒家”。这是儒家的第三期发展。

第一期发展是先秦儒家,以孔、孟、荀三个人为代表。第二期发展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儒家消化了佛家跟道家,而使儒家高明的一面──对心性的探讨,对所谓“内圣之学”“成德之教”──有进一步的阐扬,作出高明而精密的论述,所以宋明儒对儒家是有贡献的。至于当代新儒家,则是面对西方的文化、面对当前的时代而兴起的一个儒家的新学派。当代新儒家不是以改变儒家基本方向而为新,而只是就着儒家的本色,因应时代而起,而有其志业的不同,而为新。这个儒家的志业在当代,应该有那些内容呢?也就是一个当代新儒家,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本来一个儒家之徒,或者自认为是一个君子之人,在当前时代,就应该想一想,要怎么订定自己的人生方向?也就是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人生意义在哪里?要完成哪些学问、要建立哪些功业才对得起孔孟、对得起儒家、对得起“君子”这个称呼?

当代新儒家开创于民国初年,五四运动的时候,有位熊十力先生,他有三个出色的弟子:第一个是唐君毅先生。唐君毅先生号称新儒家的仁者,因为他表现了一种很广阔的文化的包容精神,他的为人也非常地谦恭有礼;学问广大,宽裕有容,这是儒家的仁者气象。另外一个是徐复观先生。他的文笔非常地犀利,尤其对文化界、教育界、政治界,有非常尖锐的批判,发强刚毅,号称新儒家的勇者。第三位是新儒家的集大成者牟宗三先生。他的思考非常透彻,建构了当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他是一个纯哲学家式的人物,文理密察,笼罩百世,号称新儒家的智者。

当代的中国哲学家比古代的儒者有他方便的地方,因为当代的学术已经吸收了西方的学术的特质──关于逻辑的思考、系统的建立的能力──所以牟宗三先生在当代所完成的学问是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而牟先生在融会、贯通中西方学问后,又用当代的哲学术语建构成一个当代人乃至于西方人都可以了解的哲学系统。用系统来说明中国哲学,这跟古人是大不相同的。古人是直抒胸臆,直接地把他的学问讲出来,所以我们看宋明儒的学案,往往是语录,就是随机讲学的记录;即使有文章呢,也常是单篇的,没有形成一步一步很明白的、有本有源的系统。牟先生的成就,补足了这方面的不足。

牟先生不只对儒、释、道三家都有大部头的研究著作,他对于西方的学问,更是深探有得,尤其对于康德哲学,出入自在。康德有三大批判,西方人将康德的三大批判从德文翻译成英文、法文或是其他文字,往往一个人一辈子最多只能翻译一部;牟宗三先生他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的学问跟西方是大大不同的,其语文更是大大不同──西方虽然有德文、法文、英文的差异,但他们的文字祖宗都是拉丁文,所以他们要做翻译是比较容易的──中国人要翻译西方的学问远难于西方人翻译西方,但是牟宗三先生以一人之力,就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只此一项已经是世界絶无仅有。可见牟先生对于西方的学问,尤其对康德哲学深入的程度。

牟宗三先生的学问,以我研读的心得,我常常这样感叹──要说儒家、要论儒家的学问,自孔子以后两千多年,没有人论得比牟先生清楚。所以当今要谈儒家,如果没有通过牟先生的《心体与性体》,可能“行情”不通,或浅或偏而已。要说道家的学问,自从老子、庄子以下两千多年,没有人能够把道家的基本观念、核心价值,论得像牟先生这样深入、精确。所以要了解道家,如不通过牟先生的《才性与玄理》,恐怕常常是道听途说、常常是胡思乱想而已。至于佛家,牟先生虽说他自己不是佛教徒,但是他对于佛学,有一本非常重要的研究著作《佛性与般若》。他从原始佛教谈到空宗、有宗,一直谈到天台、华严、禅宗……牟先生以天台判教为核心,从这里开展出去,涉及一切的佛学。我也看过一些佛学的其他著作,但是我还是认为牟先生这一部《佛性与般若》写得最清楚。要不然,佛家的书籍浩瀚无穷,佛家的各种说法都非常的精妙广大,你要如何去把握佛学呢?只要读牟先生的这一本书,就很容易能够明其要领所在。为什么?因为牟先生的思考方式是,不思考则已,一思考,就要思考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对每一种学问,他都是究本穷源,从它最根本处最核心处说起,而且遵循逻辑的理则,一步一步地开展,终于建立整个系统;所以眉目清楚,严整稳当,最能够开阔一个人的心思,让一个人的见识长进。

新儒家在当代的三个重要主题

依牟先生的归纳,新儒家的志业,就是儒家在当代发展的内容,有三个重要的主题。第一个是道统的继承,第二个是学统的開出,第三个是政统的完成。吾人可以称之为“新儒学三统”。所谓道统的继承,道,本是客观的真理,在此尤指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家之道,以这三家的智慧为主。儒、释、道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三家都指出生命的方向,生命的方向,是人类的学问首要的一机。这三家学问的开拓,就几乎囊括了康德所谓实践理性的使用,属于实践理性的发皇。儒、释、道三家已经把实践的学问开拓得这么广大高明,所以中国人放弃这三家的学问,不仅对不起自己的祖先,也对不起全人类。经过清末民初的摧残,我们现在中华民族的子孙,一个儒家的子弟,第一步的工作,应该就是恢复中华民族的智慧,这叫道统的继承。牟宗三先生以身作则,他对这三家,都有精深的研究、都有大部头的著作,我们可以去参考。总之,现在一个中国读书人,如果没有相当的儒家、道家、佛家的学问基础,没有办法将道统继承下来的,那真的是不足以称为是一个中国读书人。

第二个志业是学统的开出。学统就是学问的传统。这里所说的“学问”,是狭义的,这学问的传统大体是指西方的学术而言,也就是思辨理性方面的学问,从逻辑而数学而物理化学,乃至一切学术系统的构建和技能的训练,皆属之,叫做学统。刚才对道统是用继承两个字,而对学统用的是“开出”两个字。因为道统是中华民族本有,所以叫做继承;现在对于学统,不是学习、也不是西化,而是开出。什么叫开出?开这个字,是借用佛教《大乘起信论》中所谓的“一心开二门”,一个心开出两个门──真如门、生灭门,就是开出真如界和世俗界。真、俗两界,其实都是一心所开展、开用,虽然一心开展出两用,但真正的心,还是真如心,所以也可以说是真如心开生灭门。比照而言,由一个理性,开出实践理性(或者说是道德理性),也开出思辨理性(或者说是知识理性),这叫一心开二门。现在我们既然繼承了道统,当然也要开出学统,并且更重要的是,以道统为本位,而开出学统。

康德认为,人类有思辨理性跟实践理性,而实践理性有优先性。所以,照理说,学统的开出,应该是以道德本心为主,而开出知识理性、开出科学。尚书有“正德、利用、厚生”之说,乃是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正德是属于德行部分,利用跟厚生就必需开出人间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这是一个君子所必然的要求。所以学问制度不在我们的理想之外,而是在一个君子的心灵向往之中,这叫做“学统的开出”。今天,我们用“开出”两个字,可以较好地表达我们对于西方学问的态度。五四以来,大倡西学,但这一百年间,我们发现中国学习西方的方式,或是把西方成就直接移植到中国来,中国的学问连根刨去,或是把西方稼接在中国的学问上,看似中国的树,却开着西方的花。其实移植跟稼接两种做法,都不如“开出”二字。因为中国文化的主干,本来就可以自我生发出知识的学问;也就是说,西方的知识学问本来就是中国这个学问应该有的要求,而且本该是自我要求、自我决定的,不是因为被西方所灌输,不是因为羡慕西方的成就,更不是因为输给西方的船坚炮利,才不得已要学西方的。我们学西方,是由于一个儒者、一个君子、一个尊崇道德理性的人他必定有的自我要求。这样子我们去学西方的学问,去学科学,才不会感觉到格格不入,才不会用功利的态度想去超欧赶美。

在学问的开出方面,我们也要参考西方的系统性的研究方法来做学问,我们要用定静的心神、精密的系统方式,把中国固有的学问重新再讲一遍,让这个学问真的在读书人的意识里生根,长留于民族心灵之中,永续滋长。不要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有学问的人在的时候,可以传法,人不在了,法就无人可继。那么,就需要把这个法、这个教,用系统的方式说明了,来定住它,所谓“立于礼”,让这个教法有条不紊。如此一来,中国的学问就清晰明确,不可随便游移,不容任易掺和,能够长远地安住保存,有人讲习,则发皇于世,无人讲习,亦可守先待后。

中国古人对学问的表达方式,往往太过玄妙、太过高明了,这个玄妙高明,有时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让后人有“只能意会,难可言传”之叹。其实,今日吾人对于学问,当有两种态度:可以用语言表达的,应该用语言清楚地表达,至于不能够用语言表达的,也应该想办法用语言表达。那本来高来高去的表达,固然是因其境界高明,难以名状,但学问之传承,不能只有高来高去。这些智慧,在可以表达处,其实可以用系统的方法一步一步去建立它,建立到不能够表达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明白地说以上是不能表达的,且可以说明其不能表达的理由,乃至于可以透出一线消息。如此,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就纲张目举,义理分明了。所以西方学统的开出,对中国学问,有重大的意义。

此外,中国当代开出学统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科学的研究上。因为科学也是人类理性的成就,科学对人生有很大的贡献。但是用“开出”两个字,又表示了“科学的成就要由实践理性来主导”的意思。科学从开始到最后,将归人生所用,不会独自坐大;如此则科学能够造福人生,而不会危害世界。这一种对人类学问安排的模式,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指导性的作用,对西方文化的省思也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西方人一味地往思辨理性走,当他的实践理性不足以驾驭思辨理性,也就是说人类的道德不足以引导科学的时候,科学可能就会出乱子。所以中国人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因为中国人的心灵,还是以实践理性为主、以道德为主。假如中国人以基于实践理性开出认知理性的态度来研究科学,当中国人的科学,可以与西方并驾齐驱,乃至于超越西方的时候,那么中国人必定有他正确的科学观、正确的科学发展方向。所以中国的文化心灵要赶紧回归正位了。这叫做学统的开出。

第三个志业是政统的完成。政统,就是政治的统序、政治的制度。这个政统当然是指民主政治而言,叫做民主建国。刚才说过这一方面,中国人正在积极地努力,而且越来越有成就,我们都感觉相当欣慰。但路途尚远,我们只能祝福我们的国家,民主建国早日成就,百姓才能够真正地在平等自由的环境中安和乐利,这也是儒家永恒的理想所在。

当代新儒家的心态是非常坦诚大方的,他们的眼光是很高远的、他们的心量是很宽厚的。所以在新儒家的志业里面,对于中国自己的学问,不仅要有敬意,还要真的负起传承的责任;对于西方的学问,认为西方的学问并不难吸收、并不难消化,不仅要求深入地学习,尤其要把握其学问的本质,做恰当的定位。最后,新儒家还关切到整个民生,体贴百姓的疾苦,认为要真正拯救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体制的合理化。这是从里到外,完全理性化的学问。以这样的心态,来为人为学,这叫做儒家,而在当代以这样的心态,来为人为学,就叫做当代新儒家。

其实这一种心态并不是某些人特有的心态而已,这是每一个正常的人、有良知的人,都本自如此,希望如此的。所以新儒家也并不是指称某些研究儒家学问的人,应该说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是新儒家。我们可以自己期勉自己也成为一个新儒家。新儒家并没有排斥其他的宗教、并没有排斥其他的学问,只要你是理性的,只要心灵是光明的,只要你对人类是有贡献的,都是儒家,因为都有儒家的心灵,都可以说是儒家的门徒。所以新儒家就跟原始儒家一样,没有特定的主张,没有特定的主张就是他们的主张。他们唯一的主张就是“理性”,而理性无穷,他们的主张就是一切。一切的学问,就是他们的学问,一切的理想,就是他们的理想。

如果大家想要更深入地了解新儒家,我建议大家可以读读牟宗三先生的书。牟先生一辈子读书做学问,将学问一笔一笔写出来,写了数千万字。现在他已经过世了,弟子们为他出了《牟宗三全集》,共有三十二大册。有些是比较浅近的,有些是比较难读的。我常常劝想要对儒家学问、对新儒家学问有所了解的人,或是想要关心中华民族存亡的人,都要读读牟宗三先生的书。尤其我建议准备一套《牟宗三全集》,然后从自己认为比较容易了解的开始,一部一部地读下去。

说要了解新儒家,最好是看牟先生的书,是因为刚才介绍过了,牟先生的学问透澈畅明,令人心思爽朗,容易有得。当然如果能够再扩大,看看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的书,然后再往前追溯,看看熊十力先生,乃至于追溯到王船山──熊先生一生最敬佩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这明末三大儒。当然还可以再往前追溯到宋明理学,在往上通到先秦儒家……一步一步地上溯。

中国的读书人应该读哪些书

我在书院的规划里面,曾列出在书院学生要读的书。大概中国的书,有两百部左右,西方的书有一百部左右。中国的两百部书目主要是参考梁启超所开的书目。在民国二十年代,当时的清华大学,虽然大部份的学生都以留学美国为志向,而且他们自小是从现代化的体制的学校出来,远离了中国文化;但那时的中国文化还未全倒,他们读大学的时候,还念念不忘中国的学问,所以就请梁启超替他们开国学书目,让他们在出国前读一读。梁启超开了两百多部他认为中国学问当中最重要的书。清华大学生也请胡适之开书目,胡适之一口气开了两千多部。梁启超笑了,说:这两千多部书,有的连我都没有读过,你给这些清华大学的理工科,而且将来都想要去留学的学生,开这两千部,谁能读啊?那些清华大学的学生,不只嫌两千部太多了,连梁启超所开的两百多部都嫌太多,就再拜托梁启超开一个最少量的,所以梁启超就又开了二十几部最最重要的书目。梁启超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其实这二十几部,我告诉各位,就连现在的中文研究所毕业的博士,可能都还没有读完过。很少人把这二十几部读完过,中国学问哪,真的是没落了!所以后来钱穆先生在台湾,又开出更简单的书目,只有七部,叫做“中国文化七书”。你看,从两千多部变成两百多部、从两百多部变成二十几部、再从二十几部变成七部……七本书,你要了解中国文化,只要读这七本就够了;或者说,如果你这七本书都没有读过,你对中国文化是门外汉。

中国人最少要读七本书。我现在把这七部念出来,看看我们在座的各位你看过没有,如果连这七部都没有读过,那真是惭愧啊!这七部就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再来就是《近思录》、《传习录》、《六祖坛经》,就这七本。《论语》、《孟子》是儒家的基本经典,《老子》、《庄子》是道家的基本经典,这四本是一定要读的。再来是《近思录》,近思两个字,典出子夏说“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一句话。你要问问题,不要问那么高远的问题,问比较切实的、真切的,也就是你心中现在正在、正要思考的问题,这也是一种“为人诚恳”的态度。思呢,你不要想那些虚无飘渺的东西,要近思;所谓近就是针对自己当前的状况,反省改善,这样的为学做人才是笃实有用的。《近思录》是朱熹精选北宋周敦颐、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这四个大儒的言论,分类编辑而成。再来就是王阳明的《传习录》。《近思录》与《传习录》这两部书,对于宋明新儒家有相当的代表性,要了解宋明的新儒学,读读这两部书,可以思过半矣。最后是《六祖坛经》,以《六祖坛经》代表佛学。当然《六祖坛经》不足以尽一切的佛学,但中国吸收佛学,最后成就了禅宗,《六祖坛经》是禅宗的标志之作,所以钱穆先生选了这部书。以上是中国文化七书。

近一百年来,中国人读的中国书越来越少了,我们一定要重新培养一批读书种子。在我书院的规划当中,我用了梁启超的两百部书目,规定书院的学生至少要读过一百部。古人说十年寒窗无人问,我设计的正是十年闭门读书,就应该可以把这一百部书读完。当然,不可以孤陋寡闻,也要读读西方的学问,至少是西方所有学问的精华,各门各类的经典之作。有关西方的书,我要求从一百多部中选择读过五十部左右。因为将来是国际化、地球村的时代,一个学者应该是兼通中西才好。

有兴趣知道这些书目的人,可以看看我的《文礼书院规划书》,当然也希望大家共同关注这个书院的创设和发展,这是古往今来所没有的,也是中国跟西方所没有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构思,需要天下人共同协助完成。

时光迅速,我本来以为六堂课很多,但是呢,一天一天地讲,到现在也讲完了。我这一次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共度几天的时光,跟大家讨论一些学术的问题,是令人愉快的事。我个人学问没有什么成就,只是竭尽我的所能,提供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所思所得。以后还有很多大学问,我也大略介绍了一些,希望大家自己去追求,这样才不枉费我来这里一趟。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常常见面。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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