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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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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时间:2015-12-13 12:57 | 来源:王财贵读经教育推广中心| 作者: 志愿者
王财贵(季谦)先生说:我现在就从“江山代有才人出”这句话讲起。我们说教育为的是要培养人才,那么,请问什麽叫“人才”呢?需要对这个“才”字先有一番的了解。我认为“才”至少有大小两种意思,也就是有大才,有小才。一般或许认为一个人有人间的聪明,有社会生活的本事,在现实上有成就,就是有“才”。但这种人多得很,这是不是古人心目中的“才”呢?孔子曾提过“才”的观念,他说“才难”,翻译出来,就是“人才很难”。如果有聪明有本事有成就算有才,才怎么会难呢?──说到“难”这个词语,也要讲解一下,据说拿破仑自夸他的字典里面没有“难”字,我想孔子的字典里面更应该没有“难”字啊,何以还有“才难”之叹呢?拿破仑的字典不知道是否真的没有难字,但我想,果真没有的话,他的“所向无敌”,依然是低层次的。你看,拿破仑到了江郎才尽的时候,不是就一筹莫展吗?而孔子的字典里面如果有“难”字,他的所向无敌却是高层次的。因为孔子被公认是“知其不可而为”,明明知道不可能成功,他还去做啊!这样,人生还有什麽可以难得了他的事呢?然后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拿破仑能够视富贵如浮云吗?他在富贵这一关就过不去呀,所以拿破仑字典里面还有许多难字,他只是自己看不到。一个人需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地,难事才会比较少。孔子还曾向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每读到这一章,我就很感慨,孔门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居然只有一个人和他同心。孔子和颜渊都可以做到:当天下要用我的时候就大行其道,当天下不用我的时候我可以隐藏起来,即是孟子所说的“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在得志的时候他并不是只会趾高气扬,不得志的时候他也没有叹恼嗟悲,你说孔子的字典里面有难吗?所以这种人格叫做漂亮的人格,这才是彻头彻尾的漂亮。(竖大姆指) 
但是论语里面孔子明明讲过不少带“难”字的话,我们感到很惊讶。第一个“难”,孔子回答子夏问孝,说“色难”,这个色到底难不难,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反省的,面对父母的时候,脸色能不能表现得很愉悦。有人责备年轻人,“你为什麽这样对父母说话,摆着个臭脸做什麽?”年轻人说“我心里孝顺就好了”。是这样子吗?所以从里到外要能一致,写书法的人叫“心手相应”,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孔子说“色难”。这是第一个“难”字。
第二个“难”字,孔子说“才难”――“人才”是很难得的。为什麽孔子这样说呢,因为在“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而“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尧舜在位,应该是人才盛出的时候,但舜用来治天下的只有五个人。至于周朝开国之初,他们的祖先在歧山地区,积德累功数百年,那功德终于凝聚出一批“人才”来,那是历史上人才济济的时代了,不过武王也说“余有乱臣十人”,协助他治天下的,连他的夫人也算上,也不超过十个人。凭着这十个人,就可以创造周朝八百年历史。这就难怪孔子要发千古之感叹了!因为“才”是那么重要,而“才”又是那么难得。那么这种才是什麽才呢?这种才我称为“大才”。   

才与德
另外一种了解“才”的方式,是跟“德”相对照,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资”就是给予资助,“治”就是治国、平天下,“通”就是普遍的,一定要的,通常通用的,非这样做不可的学问,“鉴”就是镜子。你一定要有这面镜子你才可以用它来治国平天下。古人著书都不茍作,作了这本大书,司马光的心里是对天下有一种殷切的期待,对政治家,即所谓的天子皇帝,乃至于一切大臣,有着深深的期待,要他们要从历史的演变当中认识天下国家兴亡的道理,用来自省自励,以保天下国家之安定和祥。所以我有时候会发牢骚,说:如果没有看过《资治通鉴》,不可以让他登记为立法委员的候选人(鼓掌)。他不知道天下兴亡的道理,怎么治国平天下?司马光作的这部《资治通鉴》最主要的内容是叙述历史,让历史说话。但遇到一些大事或关键性的人物出现时,司马光会给予一段评论。所以你去读《资治通鉴》,读到某年某月发生什麽事,忽然来一个“臣光曰”――因为资治通鉴这本书本来是编给皇帝看的,他怕皇帝不认真,所以在关键处不免殷懃交待,说:“为臣司马光如是认为”,以下就来一番议论。 王财贵读经教育推广中心 
近代台湾有一个人叫做柏杨,他把《资治通鉴》翻译为白话文,他认为凡是“臣光曰”都是迂腐之论,全部把它删掉。臣光曰的是不是都迂腐,我不知道,但是臣光曰的第一篇文章,后人称为“才德论”的,就讨论了“才”与“德”的关系。文中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才德兼备,是上等人物;如果才德不能兼备呢,与其有才无德不如有德无才。我认为这个观念,应该是我们判断一切“人才”的标准,不管是国家选才与领导人的自修,一个公司选才与领导人的自修,都应该是你的“资治通鉴”。
最近越来越多这样的警告:当前社会上的年轻人或许还有一点知识,但是品德越来越堕落。所以许多大公司他都发出了一种新的选才观念,把职工的品德考核列入升迁标准,我认为这是一种有远见的企业家。 

小才与大才
如果把“才”跟“德”分开,重才不重德,这种才充其量也只是“小才”。今天我们说要培养“大才”,所谓“大才”的这个“才”,其涵义应该是广大而全面的,有治国平天下作用的才。到底是什麽样的才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德才兼备”的“圣贤之才”。圣贤之“才”,才叫做“才”,叫做“大才”。
那怎么培养圣贤呢?首先要培养君子。什麽叫君子呢?我定义为“向往于德的人”,一心向往于德,这种人我们可以叫做君子。而既向往于德,这种人必定是好学的。这个“好学”照儒家的学来讲,这个“学”的内容是很大的,不只是我们现在学校所谓的“功课”或职业里的“专长”。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夏又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可见学的第一义是“德”,第二义才是“才”。所以我们要培养这种首先能向往于德,而这个德就包含才的君子。 
一个有德的君子怎么会不学文呢?怎么会不好学,怎么会安于无知呢?怎么会不现代化呢?怎么会不多元呢?如果固执不多元,还算君子吗?所以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怎么会固执呢?不好学还算君子吗?不现代化还叫君子吗?墨守成规是君子吗?孔子是不墨守成规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孔子是什麽朝代的人?周朝。他一心向往于周朝,所以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一心向往于周朝,他讲这个礼,历数三代损益,说“其或继周者”。他是周朝人啊,他说后来还有继续周朝的人,他不是唱衰周朝吗?所以孔子是很现代化的。他知道历史还要转变的,如果不明时事,怎么算君子呢?
所以说向往于德,我们这个德也是广义的意思,不仅是德于“道德”这种德,还是德于“才华”这种德。一个有德者,一定是人品有德,而且他的学问也有德。所以依照孔门的教导,是仁智双张。仁就类比于德,智就类比于才,所以仁与智同时都要成立。而向往于仁与智的人谓之君子,其向往而有所成谓之贤人,如果其所成到达一种通体透明,孔子所谓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肉身成道,叫做圣人。 
所以我们怎样培养大才,很简单,先让我们的孩子做君子,什麽叫君子?好学不倦,什麽叫好学不倦?学是什麽东西?并不是去学习功课,也不是去参加全国经典总会考――这当然也包括在其中,但是不止是如此。

大才的三纲领
那还要如何?当然我们可以用许多方式表达“好学”所好何学的内容。但今天,我想用司马迁的理想来展示这样的内容,司马迁作《史记》的理想的三句话,可以方便作为大才的三个纲领:
第一句话就是——“究天人之际”。究就是追究,深究,穷究;之际就是之间。之间不是哪一个定点,而是两者的关系,也就是人与天的关系。或者说看人不只是从现实来看,更要从终极的价值来看,那终极价值是超越于现实的。如此地去探究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这叫“究天人之际”。究天人之际的人一定深通人性,从人性的深处来了解人,而不是从你的个性,不是从你的环境,不是从你的种族,不是从你的历史,甚至不是从你的类别来了解人。什麽叫从你的个性?有人说,说:我生来就这样子啊,你怎么样?像这样就是从个性来看他自己;说“我是因为环境影响,不得已啊”,这是从环境来看他自己;说“这时代总是这样子的,这是从时代来看人”;说“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这个传统啊”,这是从种族来看人;说“人不都是这样子吗?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子的”,这是从人的这一个“类”来看人。究天人之际,不是从人的这个类别来看人而已,乃是把人放在天地之间,放在宇宙之中来思考人的意义在哪里?能够有这样子的思考叫做“究天人之际”。能够究天人之际,这个人他当然不会是自我主义,他不但不是为自己着想,他甚至也不是替自己的环境辩护,替自己的民族辩护,乃至不是替人类辩护。眼光要超越自己,要超越环境,要超越时代,要超越种族,还要超越人类。这样叫究天人之际,这也叫做为天地立心。 內容来自爱读经 
第二句话叫做——“通古今之变”。人不止是究天人之际的超拔而上,人总还是人,你总是还在人间做事,你所最关怀的还是人,还是这个世间。所以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所以再落实下来,你怎样安顿你自己?你怎样安顿家庭?怎样安顿社会?安顿时代?乃至于安顿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这个安顿是不是我想安顿就安顿呢?并不那么简单。你必须有许多才华,必须有许多知识,必须有许多的手段,你必须有许多的能耐。照现代西方传进来的文明来讲,你必须有许多的“制度”,这个制度从日常做人做事的规矩,至于国家的大法,甚至国际法,统统在孔子所说的“礼”的范围。你要有礼,而且这个礼要设置得好。礼固然是一种规范,不过它不是“限制”,你还要把这个规范实施得非常地谐和,所以礼必定要有乐来相配。没有乐的礼就是枯燥的,僵化的,束缚的。所以“礼”、“乐”往往合称,周公制礼作乐,便是为天下立制度。要为天下立制度,便需对人性对世界有现实的了解,不只对当前的时代有所了解,还要对古往今来的事务有所了解。这叫“通古今之变”。刚才的“究天人之际”,是你要有人生的哲理,现在的“通古今之变”,是你要有历史的见识。历史的见识中有许多的人物,许多的事实,有许多我们可以参考的人类的经验,这一切经验的成果,就是现在所谓的“知识”的范围,所以“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有广博的知识。刚才说“究天人之际”,你要有高远的人生智慧。通古今之变中的“古今”,不只是历史时间的连续,还包括地域的空间的广大,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古今”加上“中外”。一个现代的人必须能够有通达如此广博的学问,否则不能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才。 
最后,是“成一家之言”。究了天人之际,通了古今之变,你还要成一家之言。这个所谓的“成一家之言”,本来是司马迁在作《史记》的时候,他别出心裁,有一个特别的“笔法”。司马迁用什麽来“笔法”写历史呢?他在写历史的时候,不仅是记载历史的事实,他也学孔子作《春秋》的方法,就是在写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就把自己对于这个人物或事件的评论都有意无意地加了上去,这样叫“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他内在的心灵跟客观的知识能够融通在一起,用主观的心灵去评判客观的事件。而这个主观的心灵怎么可以随便评判客观的事件呢?这是司马迁自己有自信的,他一辈子就想学孔子作《春秋》,孔子的《春秋》所谓寓褒贬,别善恶,一个字就可以褒贬。所谓褒贬就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把自己对于历史的判断加上去。现在的学术界都叫人要“客观”,他们怎么可以主观呢?。其实如果只有客观,就无所谓“成一家之言”了。 
但是如果只有主观,你这“一家之言”又有何用呢?人人都自成一家,岂不徒增天下的纷然淆乱?假如有人用了你的或我的“一家之言”来指导他的人生,岂不受了我们的害?所以,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任意“成一家之言”的。那么,谁可以成一家之言呢?谁可以把他主观的评论加在客观的历史事实当中,而可以作为天下后世的教训典范,以改善人生,成就世界呢?这个人的内心必然要有非常的自信。什麽自信?首先要有一种最原初的智慧的自信,叫作“究天人之际”,还有一种旷观古今,了然于制度之更替,礼乐之损益,有识忠奸知兴衰的远见,叫做“通古今之变”——他有了这样的心量和见识,即使是用他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环境,自己的学派,自己的“偏见”来引导人,他的主观同时就是客观,所以他不是引导他人走向自己,而是引导所有人也都走向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让所有人都能够升进他的心胸,所有人都能够开濶他的眼界,所有人都有大心量,所有人都有大气魄,所有人都有大智慧!能够有这样的自信,有这样的见识,能够这样引导众人的人,我们称为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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